国际法（International Law）作为西方国际体系的产物，伴随列强的坚船利炮传入东亚。林则徐在广州禁烟时，就开始让人零星地翻译国际法（国际习惯），此后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系统地将国际法翻译成中文。日本开始是从中国学习国际法和国际习惯的，但随着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文明开化、脱亚入欧政策的实施，中国反过来得从日本学习国际法。虽然相互学习，但由于近代以来两国走上不同的道路，形成了不同的历史、文化和价值观，最终导致两国对国际法的理解产生了许多差异。由于学识所限，这里我主要根据日本国际法学会编纂的《国际法辞典》和能找到的几本日文原版《国际法》教材，对照我国目前流行的各种不同版本的《国际法》，对中日之间《国际法》的一些异同点，做一些例举性的说明，以促进中日国际法学的比较研究。

《国际法》一般体例之异同

新中国的《国际法》体系最初源于苏联，那时国际法体系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强调社会主义国际法原则的独立性，对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和社会主义国际法原则一般均有专门章节加以论述。在那时的国际法体系中，民族解放运动受到高度关注，新独立国家在国际法上的地位和作用一般都占较大的篇幅。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重新恢复法学教育，《国际法》亦逐渐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体系，1980年前后出版的教材，就基本奠定了这一特点。比如法律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高等学校法学教材《国际法》 （主编王铁崖、副主编魏敏），就是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从中国国家利益出发，按照当时中国对世界格局的基本判断和中国外交的基本政策，系统地介绍了国际法的基本知识。该教材共分十三章，其中第二章（国际法基本原则）专门有一节论述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另外它认识到国际经济法作为国际法的一个新的分支，即将形成一个完整的法律体系，所以该教材的第十一章就勾勒出国际经济法的基本轮廓。这种章节体例安排一直延续到1995年、1996年前后。中国大陆《国际法》体系发生较大调整，是由于中国高层领导人对国际法认识的变化。在打破西方国家因89年政治风波对中国进行的制裁过程中，中国领导层逐渐认识到，按照国际法规则与西方国家展开对话，也是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的一种有效途径。中国积极参加联合国系统组织的各类环境和人权活动，尤其是在人权保护方面与西方大国展开积极的对话，并承诺作负责任的国家。1996年12月，中国最高领导层（包括中央政治局常委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朱镕基、胡锦涛等）在中南海认真听取了国际法专题讲座，讲座后江泽民还号召大家娴熟地运用国际法武器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伸张正义。这次《国际法》 体系调整最突出的是增加了《国际环境法》、《国际人权法》、《国际法律责任》等章节。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教育长期以来，就带有较强的政治色彩，《国际法》体系的调整自然也打着政治烙印。
与中国不同，日本的《国际法》体系，却呈现出不同的个性。尽管主要内容没有太大出入，但结构安排却各具特色，比如田田茂二郎是日本知名国际法专家之一，针对海洋法、外层空间法在1960’s的变化，1968年他就对自己以前所著的《国际法》（上）进行了全面修订，并将书名改为《国际法讲义》 。在这次修订中，他结合第二次海洋法会议及此后的有关决议，对海洋法部分进行了修订。结合1963年通过的《外空宣言》和1966年签订的《外空条约》，勾勒出外层空间法的框架。结合1966年两个国际人权公约的出台，加大了对国际人权保护的论述。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通过，1972年他又对条约法部分进行了大幅度修订。1978年他又以第三次海洋法会议开幕为契机，对海洋法再次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补正。田田茂二郎的《国际法讲义》分总论和本论两大部分。总论主要论述国际法的历史、性质、构造及其与国内法的关系；本论则从国际法管辖的场所范围、国际法管辖的人的范围及国际关系中的国家机关等角度阐述了国家领土、托管、外层空间、国籍、外国人法律地位、人权的国际保护、集团杀害、劳动条件改善、外交与领事关系等内容。其他如国际法主体、条约、国际法上的违法行为、国际纷争的和平处理方法、安全保障、战争与中立等则与一般体系相似。宫崎繁树也是日本国际法学界知名学者，他1984年出版的《国际法纲要》 将国际法分为：总论、国际法主体和国际法分论三部分，其中国际法总论占全书的1/6，国际法主体占1/3，国际法分论占1/2。他在体例安排上最大的特点是将国际法上的个人、国家和国际组织均放在国际法主体部分来论述。关野昭一是我曾经访问过的日本国学院大学法学部教授，他撰写的《国际法概论》 用国际法人格和国际法客体将绝大多数国际法内容串联起来，然后外加国际纷争的和平解决及安全保障，便构成了国际法的完整体系。金泽正雄曾长期从事外交工作，担任过日本驻罗马尼亚、印度等国大使和驻联合国大使，外务省退职后开始从事国际法教学，他所撰写的《国际法入门》 更侧重国际理解与协调，在章节安排上，他突出学习国际法的意义和国际法的发展，强调国际社会的协调与合作。东京大学名誉教授高野雄一针对一般大学生所撰写的《教养国际法》 应该说是日本《国际法》体例安排最别具一格的。他把《国际法》教学拓展到非法学专业大学生的基础素养教育上，他呼吁更多的人为了明天的国际社会和日本而学习国际法，为此他在章节安排上，打破了法学专业国际法的一般体例，他第一章先讲“国际社会和人类社会”，第二章和第三章则从“国家与纷争”、“和平和安全”两个角度讲“国际和平”。接下来三章他分别讲“人类的福祉”、“世界的正义”、“明天的国际社会和日本”。他删去了国际法中比较专业化的知识，将与普通人联系密切的国际法内容有机地编织在他所构建的国际法体系中。当然，在日本也有一些与中国《国际法》体例比较接近的著作，象波多野里望和小川芳彦主编的《国际法讲义》 就是其中的一本。日本的《国际法》体例虽有这么多变化，但其中有几点却是它们的共性。第一，日本的《国际法》很少专门谈国际法的基本原则。至少我手头找到的这几本著作中没有一本象我们中国那样列专门章节谈国际法基本原则。第二，日本绝大多数学者没有在《国际法》中专门讲国际环境法，日本虽比较重视环境保护的国际合作，而且国际法的修订也常常紧扣国际法的变化，但1972年联合国召开了斯德哥尔摩会议，1982年国际环境保护法又有所突破，可至少1980’s之前日本的国际法却很少用专章阐述国际环境法方面的变化，而只是就“越境污染”和“海洋污染”等问题做些论述（日本习惯把国际环境法放到国际经济法中讲）。第三，日本学者一般将“条约法”置于整个体例的开头部分，在讲述了概论等一般问题之后，紧接着就谈“条约法”，不象中国的学者一般把“条约法”放在偏后部分。
1997年以后，对中国国际法体例进行调整的探讨也不是没有，象慕亚平等主编的《当代国际法论》 就将国际法分为总论和分论两部分，在总论部分，他们不仅阐述了国际法的概念、性质、渊源、地位、编纂和历史，而且阐述了国际法学的有关情况；不仅阐述了国际法的基本原则，而且阐述了国际法律关系的主客体双方；不仅阐述了国际法律责任制度，而且阐述了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法律制度。另外象曹建明等主编的《国际公法学》 在每一章后面都重点阐述了中国在这一领域的观点和具体实践。至于其他学术专著的体系安排，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

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之异同

在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上，国际法学界存在两派理论，三种学说。所谓两派理论即“一元论”（Monism）和“二元论”（Dualism）；所谓三种学说，即“国内法优先说”、“国际法优先说”和“平行说”。“一元论”认为国际法与国内法同属一个法律体系。在这个法律体系中，认为国内法优于国际法的，被称为“国内法优先说”；认为国际法优于国内法的，被称为“国际法优先说”。“二元论”认为，国际法与国内法是两个不同的法律体系，这两个体系互不隶属，地位平等，故被称为“平行说”。
“国内法优先说”认为国际法作为法律，与国内法同属一个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国际法是依靠国内法才得以实现其效力的。换句话说，国际法的效力来自国内法，国际法是国内法的一部分，是国家的“对外公法”。中国学者认为，这种学说无限扩大了国家主权，鼓吹国际法受制于国内法，实际上否定了国际法的效力，使国际法本身失去了独立存在的意义，为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打开了绿灯。日本学者虽不同意这种学说所主张的国际法的效力是国内法所赋予的，但他们却认为，并非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承认国内法的优先。在国内关系上，通常由各国宪法来决定适用于该国的国际法和国内法两者的效力关系，有时还承认违背国际法的国内法是有效的。当然，日本学者只是将这作为一种特殊情况，他们也认识到在解释上尽可能使国际法与国内法协调起来，在实践上防止各国宪法承认违背国际法的国内法的效力。
“国际法优先说”认为，在国际法和国内法统一的法律体系中，国际法应处于主导的地位。国内法的妥当与否，应由国际法来确认，换句话说，国内法的合理性来源于国际法。这种学说虽适应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社会普遍要求加强国际法效力的潮流，但它却因过分强调国际法的重要性，而否定了主权国家应有的制定和实施国内法的权利，使国际法蜕变成“超国家法”和“世界法”。在这一点上，中日学者的看法基本相同。
日本学者认为，“一元论”所主张的“国际法与国内法同属一个法律体系”是没有错的，但要在同一个体系中，分出国际法和国内法孰优孰先来，就不那么容易了。他们主张，从现代国际社会的性质和结构看，国际法和国内法都是依据各自的合理根据而产生效力的，既不能说国际法赋予国内法效力，也不能说国内法赋予国际法效力。依据各自的合理根据而产生效力的国际法和国内法，是以国家的意志为媒介而实现统一的。国家意志在国内法的制定、修改和废除方面单独起作用，而在国际法的制定、修改和废除方面，是同其他国家一起起作用的。日本学者赞同“二元论”所主张的“国际法和国内法各自应有不同的合理根据”，但反对“二元论”将国际法与国内法看作两个完全独立的法律体系。他们认为国际法和国内法是在国家意志的基础上统一起来的。
中国学者认为，“二元论”所主张的国际法和国内法分属不同的法律体系，是有道理的。因为国际法和国内法在法律主体、调整对象、适用范围、法律渊源、效力根据和实施方式等方面各具特色，有着明显的区别。但这两个体系之间的关系并不象“二元论”所主张的那样，是互不隶属的平行关系，而是相互渗透、相互补充、紧密联系的交错关系。中国学者虽不同意“一元论”将国际法与国内法视为同一个法律体系，但对“一元论”所指出的两个的共性也加以肯定。承认两者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国际法并没有统一规定如何将其实施于国内。各国在国内适用国际法的实践也千差万别。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次宪法都没有规定国际法或国际条约、国际习惯在我国的地位，更没有关于国际法在中国适用的具体规定，但包括《民法通则》在内的一系列重要法律却涉及到这些内容。虽然我们还不能说在中国的法律体系中，已经确立了国际法在国内适用的规则，但至少可以说我们已开始这方面的立法工作。从国际条约在我国的实施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种做法：
第一是直接适用。尽管我国宪法没有明确的规定，但从实践上看，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加入的国际条约，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批准或经国务院核准的，一般即在中国发生效力，可以直接适用，而无需经过特别程序。中国出席《禁止酷刑公约》的代表就曾表示：该公约一旦在我国生效，“其所规定的犯罪在我国亦被视为国内法所规定的犯罪。该公约可以在我国得到直接适用”。
第二是对国际条约的适用做出原则性规定。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42条第2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事法律有不同规定的，适用际条约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268条第1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本法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
第三是按照国际条约的要求，采取相应的国内措施。比如中国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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