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控制和控制系统，法律控制系统，科技和经济一体化

　　一、关于科技、经济、法律协调发展和法律控制系统的设想

　　当今世界，科技进步、经济繁荣、法制弘扬，作为人类的共同追求，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本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致力于科技、经济、法律的协调发展，愈益成为各国政府所面临的紧迫任务。顺应国际潮流，近年来我国也已开始重视这方面的宏观决策和软科学研究。1992年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重申了邓小平同志的“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阐明了建立和完善科技与经济有效结合的机制的重要性，进一步强调要把我国的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1993年，上述内容又上升为国家意志，正式载入《科学技术进步法》，从而使这一战略决策获得了权威性的法律保障。《科学技术进步法》作为指导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基本法律，不仅确定了我国发展科技事业的方针、政策、布局和重大措施，同时明确了推动科技进步的国家责任和社会责任。它要求我国学术理论界突破传统的思维方式，大力发展科技、经济、法律协调发展的软科学研究，为政府宏观决策服务。这项研究课题，涉及到科学技术学、经济学和法律学的专门知识，需要各方面专家学者的共同参与和协作攻关。本文仅仅试图从法律的独特视角出发，运用法律学的知识和技术，提出科技经济一体化的法律控制系统的一些设想，以期在这一崭新的研究领域里抛砖引玉。

　　马克思主义认为，法律不仅作用于其他上层建筑，而且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进而以经济基础为中介，对生产力产生影响。法律的这种作用，用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表述，即是法律的“社会职能”。这就是说，法律不是为了其本身的目的而存在的，法律的生命力在于促进社会进步，为自己的经济基础服务，进而实现其本质目的——解放与发展社会生产力。然而，如何对法律的这种功能进行描述，经典理论并未给出现成的答案。随着时代的发展，现代“系统科学”理论则给我们提供了一种阐明法律的“社会职能”的科学方法。系统科学，是本世纪四十年代以来兴起的最新科学革命的重大成就之一，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进一步论证和发展。它主要包括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以具有整体性、开放性、反馈性为特征的系统为考察对象，是研究系统的一般性质与规律的科学。它开拓着广泛而丰富的学科领域，其概念和规律已成为基本科学理论以及当代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运用这种系统科学的方法，并借鉴法律社会学的观点，可以得出结论说，法律的“社会功能”，主要在于“控制”。

　　所谓控制，就是为了达到预定的目的，施控主体通过信息传递装置，对受控客体的一种能动的作用。它使得受控客体根据施控主体的预定目的而动作，从而构成具有控制功能的系统。这种控制系统，具有整体性、开放性和动态平衡性的特征。人们引伸这种控制系统论原理，可用以解释社会过程和法律现象。美国法律社会学派的代表人物R·庞德曾认为，法律是一种社会工程，是社会控制的工具，或者说法律是一种对其他社会现象产生作用和影响的社会控制技术。在法律控制系统里，法律（施控主体）通过价值分析技术、权利安排技术和运行操作技术这三大专门技术的承载功能，对科技、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受控客体）产生功能作用。法律的这三大专门控制技术是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法律的价值分析技术，是法律的控制目的——解放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承载者。它根据社会发展各个阶段的特点，通过多种相互依存而又相互冲突的价值的兼顾与均衡，确定科技和经济一体化进程客观需要的最佳价值取向，从而达到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目的。法律的权利安排技术，根据控制目的，将精神层次的价值予以明确化、具体化，转为物质层次的权利义务体系，设定施控主体本身的标准和规范，并根据客体的实际运作情况进行调整、修正和不断完善。法律的运行操作技术，负责主体与客体间的双向信息传递与交换，将客体的实际状况信息反映给主体，主体则按照标准规范量的要求发出控制信号，由法律运行环节传递过去，纠正客体的不符合规范的行为，并将反馈信息反映到主体中，经主体测定其中的误差并适当调整标准量值，再次发出控制信号进行第二次纠正。由此周而复始，循环往复，在动态平衡中实现法律的控制功能，促进科技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在上述法律控制系统中，把科技和经济一体化进程作为受控客体，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市场经济的竞争规律、价值规律和供求规律，使得各个企业必须采用新的科学技术方法与手段，不断提高产品和服务水平的科技含量，因为科技进步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最终源泉。另一方面，科学研究也离不开经济繁荣带来的物质、资金的条件和支援。科学本身只是潜在的生产力，是一种知识形态体系，只有走向市场，与经济一体化发展，才能转化为现实的社会生产力，发挥“科技第一生产力”的巨大威力。然而，长期以来，在旧体制下，我国科技与经济一直是平行分离发展的。科技被看作是公益事业而非产业；科学研究崇尚追求真理的献身精神，不齿于功利主义，不谈经济效益；技术思维讲求理论上的精致与完美，却忽视其实用价值；技术革新成果往往等同于礼品、展品、样品被束之高阁，科学和生产严重脱节；国家主要依靠行政手段管理科技工作，包得过多，统得过死；在分配制度上实行平均主义“大锅饭”，严重束缚了科技人员的智慧和创造才能的发挥，等等，弊端重重，难以自拔。令人欣慰的是，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科技工作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1985年3月，《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改革的决定》确立了“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方针，我国的科技体制进行了一场以解放第一生产力为目标的广泛而深刻的改革。应该说，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我国的科技事业与我国的经济建设有了长足的同步发展。然而，还应该清醒地看到，我国潜在的科技实力虽然还是比较强大的，但是从科技、经济的总体水平来衡量，我国同发达国家的差距仍是十分明显的。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中，这种差距无疑隐藏着巨大的危险，必须奋起直追，尽快缩小。我们中国人起步不晚，素质不差，我们完全具备赶超世界先进科技和经济水平的能力与条件，特别是伴随着科技立法和经济立法的发展，以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科技经济一体化的法律控制机制定会逐步完备起来，从而为我国科技和经济总体水平的提高创造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

　　二、科技、经济一体化和法律的价值分析技术

　　无论是科学学、经济学、法学，都离不开对理性和价值的研究。科学所造就的一个理性的人，意味着他在科学研究中具有周密严谨、不畏艰辛、追求真理的品质。经济学意义上理性的人，应该是具备“成本最小，收益最大”思维的人，以尽可能少的资源代价的付出，换取尽可能多的物质财富。而法律所关注的不仅仅是单个追求真理、追求效益的理性的人，并且还包括这个人和社会上其它许许多多具有同样理性的人之间的平衡协调和相互促进，这正是法律的价值之所在。法律通过秩序与自由、公平与效率的权衡兼顾，对社会中各个理性的人实行控制，使其按照科技和经济一体化、潜在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要求而有所作为，从而达到法律控制的目的。

　　对于法律范畴里自由与秩序之间“度”的把握，是一个永恒的命题和难点。法律是秩序的象征，又是建立和维护秩序的手段。追求自由则是人类固有的本性，而自由在社会中的实现，始终离不开规则和秩序。无规则就无自由，没有秩序就成为无政府状态。科技、经济一体化发展，要求法律激励科学家、发明家、企业家联袂合作，赋予其科学研究自由和技术创新自由。也就是说，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时代，以往旧体制下科研院所与企业厂家之间的互不往来、界限分明的格局从此将被打破，从而要求通过法律确立一种保证科技人员合理流动、充分发挥其创造力的新的合理的秩序。这种新的合理的秩序的维持，是为了更好为智力开发自由创造条件。可见，秩序与自由一样，也是不可缺少的，它们是对立的统一。

　　我国建国以来，对于科学家和发明家的地位和作用，党和政府一向是重视的。可是，对于企业家好象并不如此。明确承认企业家的地位与作用，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事情。技术创新是在实验室的技术发明基础上，以创造性和市场成功实现为基本特征的周期性技术经济活动的全过程，包括实验室样机样品、技术性中间试验、工业化试生产，市场与需求的开拓乃至销售后服务等一系列环节，这里离不开企业家的作用。企业家是技术进步、科技成果产业化以及科技与经济结合的不可缺失的角色。激励发明家与企业家联袂，保护技术创新自由，是当前法律的重要任务。

　　公平与效率是另一对相互依存而又相互冲突的法律价值。生产的效率提高了，才有可能在总量增多的物质财富基础上实现更大的社会公平；生产上不去，公平问题就无法得到实质性的解决。在兼顾社会公平的同时提高生产效率，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的总体努力方向。在我们这样一个科技相对落后、生产效率低下的国家，效率相对于公平，具有一定的优先性。另一方面，效率的提高又决定于公平实现的程度，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和平均主义都会影响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和效率的提高。法律应当确保利益机制和竞争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并为生产效率的持续提高提供公平保证，努力在发达的生产力水平基础上使公平与效率达到和谐统一。

　　科技成果，从终极意义上来说，是全人类共同享有的物质文明，“独占”的概念对它是不适当的。然而，就其产生的具体过程来说，它是自然人运用科技知识进行艰巨的脑力劳动所创造的结果。如果忽视科技成果的个人创造属性而片面强调社会公有，固然在短期内能有较高的社会利用率，但同时却会极大地抑制发明人的创造热情，长此以往，必然会造成科技成果低产出的不良后果。相反，如果科技成果全被发明者个人所垄断，又必会影响成果的应用推广，从而阻碍社会的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因此，作为现代社会最主要的制度规则的法律，需要在公平与效率、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间进行“度”的把握。由此应运而生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致力于保障权利人一定地域范围、一定期限的垄断权，禁止其他竞争者涉足于权利人的技术领域而获取利益回报，这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社会公平，但却又维护了更高层次的社会公平。因为获得知识产权垄断保护的科技成果，在法定地域外以及在法定期限后，最终都要进入公有领域而被社会合法地占有使用的。至于知识产权保护期限的长短，则是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相平衡的结果。如何确定专利的最佳保护期限，一直是受到人们关注的问题之一。一项重大发明和一个在现存生产过程中的小小改进，其专利权人在技巧、资源、时间方面的投入必然是前者多而后者少，因而应该分别给予较长和较短的保护期限。若授予相同长短的期限，则是有失公平的。我国《专利法》中规定发明专利的保护期限为二十年，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的期限为十年，区别对待，就是这个道理。如果授予垄断权的时期过长，则通常垄断所造成的损害可能要超过其所能实现的社会利益。相反，如果垄断期限规定得过短，所实现的个人利益过少而被社会利益淹没，则失去了效率。另外，科技政策和法规对高新技术领域里的一系列税收优惠和财政倾斜，实际上就是在牺牲一定财政收入和社会福利的基础上，鼓励和刺激企业勇于承担高新技术领域的投资风险而出高效益。

　　三、科技、经济一体化和法律的权利安排技术

　　权利与义务是法律的核心内容，全部法律问题都可直接或间接地归结为权利、义务。不重视权利与义务的研究，实际上是忘记了法律的基本使命。科技、经济一体化的法律控制系统，要求按照法律价值分析技术所确定的控制目的，设定物质层次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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