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针对中国社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过程中表现出的独特之处，提出关于社会主义市场改革过程中的精英循环与再生的一种新的解释：“干部权力转换延迟”理论，即政权的稳定导致干部权力的连续性；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干部权力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旧的传统体制下它表现为再分配权力，在市场经济改革日益深化的今天，它又可以轻而易举地转化为市场中的经济利益。干部权力的这种连续性决定了改革中的中国社会分层与流动的主流是精英再生。中国的市场改革并不是像有些理论所描述的那样是减少由再分配体制产生的社会不平等的过程，恰恰相反，市场改革提供了这样一种干部权力转换的机制：通过这个机制，在社会主义再分配制度下有限的、受到特定意识形态严格限制的社会不平等，转化为自由市场条件下不受任何约束和限制的、绝对的不平等。

　　不同的制度化结构会产生不同的社会分层体系这种观念在社会学的研究中已经是一种不争的事实，当我们使用波拉尼（K.Polanyi ）提出的关于市场经济和再分配经济这两种理想型来研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区别时，这一点尤其重要；但波拉尼的理论并没有考虑到这两种理想型之间的相互转换的可能，而这正是近年来在前苏联、东欧和中国通过不同的方式正在发生的事情。社会主义国家这种前所未有的局面，使得社会学的研究焦点，从对两种理想类型简单的比较研究，转移到从再分配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变，以及这种转变可能采取的不同道路的比较上。

　　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有其独特之处，与前苏联、东欧不同的是，中国的市场改革不是简单地用一种体制来代替另一种体制，而是创造了一种旧的再分配体制与新的市场体制并存的“双重体制”的经济形式（混合经济）；干部做为旧体制的既得利益群体，不但能够保持他们在旧的再分配体制中的传统政治权力和特权，而且有能力利用这种政治权力与特权，在新兴的市场体制中寻求越来越多的经济利益。正是干部权力这种异乎寻常的连续性，导致了中国改革时代社会分层与流动的独特之处。本文在1996年历史事件数据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一种关于精英循环和精英再生的新的解释，即干部权力延迟理论，以此来修正现有的关于中国分层与流动的理论中的不完善之处，并尝试对一些现有实证研究明显的矛盾之处给出合理的解释。

　　一、精英：流动还是再生？

　　关于精英流动的观点最早是由撒列尼（Ivan Szelenyi ）在研究匈牙利家庭农场的基础上提出的（撒列尼，1988）。他发现在60年代的匈牙利，在政府的支持和鼓励下，从事私有的家庭农场经营并获得经济利益的，是那些在40年代拥有土地而被共产主义集体化政策剥夺的那些家庭的后代，而不是已经拥有政治权力的干部。他解释说，改革是40年代由于共产主义革命而中断的中产阶级的恢复，因此未来新的经济精英必然来自社会的下层，来自那些被共产主义革命剥夺了精英地位的群体（乔治·康拉德G.Konrad和撒列尼，1991）。但是撒列尼的研究中有一个重要的例外：虽然干部很少从事家庭农场的经营，但是一旦他们决定这样做的时候，他们所获得的收益远大于其他农民（撒列尼，1988），特别是如果只考察那些从事相对大规模的面向市场的生产的时候，干部身分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撒列尼的理论启发了维克托·尼（Victor Nee）。在对1984年中国农村数据分析的基础上，他提出了著名的“Market Transition Theory”（维克多·尼Victor Nee，1989），该理论的基本观点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改革会使直接生产者而不是再分配精英受益，因此这种改革会减弱因再分配体制而产生的社会不平等（维克多·尼，1989）。在之后的几年中，维克托·尼利用新的调查数据不断修改完善他的理论，但1989年理论的核心观点基本没有改变（维克多·尼，1991，1992，1996）。

　　无论撒列尼还是维克托·尼，都坚持由于再分配体制和市场体制在制度化安排方面截然不同的特点，做为再分配体制的受益者的干部，不可能像适应再分配体制一样完全适应市场规则；因而，在新的市场竞争中干部几乎或根本不占优势，所以，市场改革造就的新经济精英将主要由来自旧的再分配体制中下层群体（非干部）的成员组成，也就是说精英是流动的。

　　但是越来越多的人持相反的观点：市场改革的最主要的收益者并不是那些在旧的体制中的被剥夺者，而是那些旧体制中的政治精英（金欧伊J.C.Oi，1989；苏珊·雪克S.Shirk ，1989；罗纳塔斯Rona—Tas ，1995）。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①由于再分配体制内部筛选干部的标准在发生着变化，政治上的忠诚不再是唯一要求，教育水平成为越来越重要的条件（安德鲁·沃尔德A ·Walder，1995；布劳P.M.Balu＆Ruan，1990；撒列尼，1987）；在这种情况下，干部成为再分配中教育程度相对较高的群体；而工业化国家的社会分层研究大量成果表明，教育是在自由市场条件下地位获得的最重要的因素。②政治精英熟悉再分配体制运作的规律及其漏洞，并且在运用权力的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社会关系，这些因素在向市场转变过程中会以“政治资本”（斯坦尼斯基Staniszkis，1991）的形式产生作用；在很多情况下，干部可以利用市场化过程中各种政策法律漏洞及国家财富为自己的利益服务，甚至将其据为已有。退一步来说，这种“政治资本”也可以起到一个非正式个人的信息网络的作用，确保干部在竞争中可以获得最新、最准确的市场信息，从而在市场竞争中获胜（金欧伊，1989；罗纳塔斯，1991）。

　　二、干部权力的延迟效应：关于流动与再生的一种新解释

　　罗纳塔斯提出了一种关于社会主义市场转型阶段精英循环与再生现象的新解释。他将这个转变过程区分为两个阶段：“侵蚀”和“转型”。他解释说：“侵蚀是由关注自我利益的人为了个人利益而从下面发起的；而转型是由上层发起，以明确的创造市场经济为目的，通过决定性的立法行动实现”（罗纳塔斯，1995）；他进一步解释说精英流动的理论适用于侵蚀阶段，而精英循环理论适用于转型阶段。

　　罗纳塔斯的理论近乎完美的解决了前苏联、东欧国家在这一理论问题上的矛盾。对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来说，划分“侵蚀”和“转型”这两个时代的天然的标志就是1989—1990年的政治巨变。而中国有完全不同的情况。在中国，不存在这种泾渭分明的两阶段发展道路；中国的改革从一开始就是从党和政府最高决策层发起，走的是自上而下并且上下结合的道路。随着经济的发展与市场化，政府在政治上的领导地位不但没有被削弱，反而得到不断加强。中国的改革实际上制造了一个再分配经济与市场经济并存、合作的双重经济体制，而不是简单地用市场模式取代再分配模式（像前苏联、东欧发生的那样）。因此与前苏联、东欧相比，中国的市场改革存在两个看似矛盾的显著特点：①政治上的稳定性和政权的连续性；②同时，经济的市场化迅速发展、扩大。

　　市场改革的目的并不是要重新分配并削弱做为既得利益者的干部的政治权力和物质特权；相反，在保持再分配体制基本现状的前提下，它所重新分配的是由新生的市场经济创造出的巨大财富。因而，中国的改革并不是简单地以市场机制取代再分配机制的过程，以创造出一个更为复杂的二种体制共存的混和经济格局，借用罗纳塔斯的定义，可以发现属于三个时期的再分配、侵蚀及转型现象同时并存。这并不是说中国的市场改革不存在任何阶段性。中国改革的这种阶段性表现为一个基本同质性过程中由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区分开的两个或多个时间段。换句话说，中国市场改革表现出的阶段性，主要表现为经济发展水平方面的差异而非前苏联、东欧的政治、经济、社会全方位的制度化安排的彻底改变。这种差异，使得罗纳塔斯的理论无法解释中国的问题；若按照他的标准，我们无法判断中国现在所处阶段是“侵蚀”还是“转型”，因为在中国的混合经济格局中，它们同时存在。

　　由于干部权力的连续性这种中国改革进程的独特现象，“精英再生”将是主要潮流，而“精英循坏”则是属于一个特殊的时期的现象。这个特殊时期产生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改革早期的干部权力向市场转换过程中一个短暂的延迟期而造成的干部权力真空，随着这个延迟期的结束，新兴的经济精英将越来越多地来自干部群体。基于对这种独特现象的解释，我提出一种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市场经济改革中精英循环与再生的理论——“干部权力转换延迟理论”。我认为，在像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由于是政府而不是市场或其它的什么力量在推动和最终控制着整个改革的过程，干部做为一个群体，他们能够而且愿意将旧的再分配权力转化为新环境下的新形式；其中，最重要的形式之一就是迅速发展的市场经济中的经济权力。干部愿意进行这种转换，是因为他们不满足于将他们的权力局限在相对较小（而且与迅速发展的市场相比越来越小）的再分配体制中，而希望将自己在再分配体制中获得的权力与特权延伸到新生的市场中去。他们能够进行这种转换，是因为他们是政府的唯一的代言人和政府政策的执行者，在政治权力方面没有任何竞争者，这使得干部在解释和执行国家政策的同时利用政策的漏洞或政策本身为自己的经济利益服务成为可能。在市场改革的早期（8—10年），这种从权力到金钱的转换没有或很少进行，其原因并不是像维克托·尼所说的干部不能适应市场规则，而是干部在旧的再分配体制中巨大的既得利益延缓了他们转向市场经济的脚步；因为这种延缓作用，新生的市场经济中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干部权力真空，使得大量来自社会下层群体的成员有机会成为新兴的经济精英。但是这个“精英循环”的阶段很快被另外一个“精英再生”的阶段取代；在市场经济迅速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利益的吸引下，一部分干部很快就摆脱了旧体制中既得利益的包袱并转向市场，市场中的干部权力真空被迅速填补，随着这种权力被转化成为经济利益，干部成为新兴经济精英的一个主要来源。

　　三、假设、数据与模型

　　维克托·尼（Nee ）的市场转型理论一个严重的缺陷，是他广泛地使用了户人均收入的增长幅度来做为衡量干部权力强弱的主要指标，实际上这种方法会使研究产生巨大的偏差，理由如下：①在传统体制中，不同级别的干部的工资额受到国家的严格规定，任何多于这一规定数额的收入，一旦暴露出来，都会成为影响政治前途的严重问题。因此，社会调查数据关于干部收入部分的可信度很低。②干部权力的一个很重要方面就是干部可以享受许多“待遇”，包括低价或完全免费的住房、各种补贴、在医疗、孩子教育等诸多方面的照顾等。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这些“待遇”的市场价格在迅速升高（比如房子），这种升值实际上占干部实际收入很大一部分，但却很难估算，因而基本不可能被包括进收入分析中去。③干部并不直接参与市场活动（干部参与市场活动之后就不再是干部了），所以他们的收入并不直接从市场发展中获得显著提高。干部只有进入市场（不再是干部的时候）才可以获得收入上的优势。干部真正的优势表现在一旦他们决定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就可以迅速成功。

　　为避免使用户收入做为干部权力指标在信度（理由①、②）和效度理由③）方面产生质疑，本文不采用收入分析的方法，而采用更直接也更为有效的对职业的变化进行分析的方法，以“成为私营企业主”做为新经济精英形成的标志，考察干部身分对该事件发生的影响，并以此来判断精英是“循环”的还是“再生”的。

　　基于这种思路，我们可以派生出以下假设来验证本文提出的“干部权力转换延迟”理论的合理性：假设1：总体来说，干部比其它社会成员有更大的机会成为私营企业主；假设2：在考虑时间作用时，干部在成为私营企业主方面所占有的优势随时间增加而扩大；假设3：对于干部而言，成为企业主的可能性与他拥有的权力和特权以及获得提拔的机会成反比。

　　假设4：教育将对成为企业主产业的促进作用随时间增加；假设5：女性在成为私营企业主方面的不利地位随时间而减弱；假设6：年龄对成为企业主的影响基本不随时间而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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