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论知识分子对民工、下岗工人这样的弱势群体的同情和关怀
民工及农民问题的最终解决，应该是斗争、立法再斗争来进行的事，知识分子的同情和关怀，并不直接解决这一人民内部的压迫和剥削问题，如不加入他们的抗争，则是作秀和虚伪。在市场经济里，资本与工资劳动之间的不间断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的本质，弱势群体权益的被漠视，将是常态，我们知识分子对弱势群体的同情和关怀如果要有效和彻底，必须走到取消一切剥削和压迫，生产资料和手段公有化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现成的人类解放立场，至少是应坚持全人类自由平等的这一世界社会主义目标。但在目前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在过去一个多世纪的各种反资本主义体系运动，比如说由无产阶级政党代理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各民族解放运动中，这一解决一再被证明不现实，嘴硬顶不过现实硬，硬着头皮去干也不是马克思当初所鼓励。
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之后的马克思在劝导我们，无产阶级为他们自己和全人类进行的革命，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发展中象加速度那样存在着的导致危机和断裂的革命可能性的顺水推舟，资本主义照其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自己就会发展到崩盘，无产阶级革命冒进不来，也用不着多此一举。明知苦难从哪儿来，却苦于没法下手，要先服从于‘社会发展规律’和‘历史发展规律’（斯大林发明了这种说法），知识分子的这种同情和关怀这就总显得有点象止痛药和按摩。谁说不是呢，巴黎公社之后的马克思最痛切地知道了这一点。正是在这要命的一点上，马克思觉得彻底不起来，他真的是无奈地说过：我自己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他首先是个知识分子？有机于主导性生产关系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是后来的国际共运史上的各政党内的先进知识分子们烹调出来的，而且实际上在实践中也几乎从没有人将它当真坚持。总之，我们知识分子的同情和关怀是一回事，如何彻底解除各劳动阶级的苦难又是另一回事。
要么不同情不关怀，要同情、关怀得有效，就必须号召各种无产阶级去完成生产资料和手段公有化，但后者既然操作上无可能，会碰壁，必须通过资本主义的高速发展导致生产关系的彻底转变之后，才能自然实现，所以知识分子的同情和关怀只能是半当中的，是气起来又没办法的，是一个言事行为，一个姿态，一个半心半意的行动，不是一个已有固定议程、可严肃搞定的执事行为。这最后使知识分子如何去同情、去关怀民工及下岗工人的苦难这一点本身成了大问题。作为一个首先必须反思自己的社会、历史处境，深刻认识自己的话语和历史观的合法性上的局限的阶级，知识分子能否有资格来进行这种同情和关心，这本身也成了问题，如果他们自己都不能意识到这一局限，那本来也就不配被称作知识分子。
索雷尔和葛兰西向我们指出了资产阶级在经济上主导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又通过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会呐喊的有机知识分子，在文化上来主导无产阶级的这一双重霸权。在自己的话语也动不动会失身为资本主义发展所需要的有机意识形态的情况下，知识分子甚至都必须反思和批判自己的这种同情和关怀本身了。另一方面，总有一些别有用心的知识分子以同情弱势群体来获得自己的道德资本，不经合法性论证地来代理劳动阶级们的话语权，这又是我们先得提防的。
‘革命的’、‘进步的’知识分子其实从来不相信无产阶级、劳动阶级（劳动阶级是个经济上的阶级，无产阶级是个政治主体，无产阶级群众指的是被资本力量‘无产阶级化’的大众，《帝国》一书用斯宾诺莎的multido来指这种被全球资本剥光的主体集合，华勒斯坦的‘半无产阶级’是指民工这样的被资本力量搞得流离失所，但仍有个家、一小块地来补贴其最低工资，为国家资本和其余的总是与国家勾结的资本挣出更多剩余价值的中国农民们？ ）的自发和觉悟，总是象传销一样地下基层去启发、发动群众，这是共运史上的一个传统，起自特洛斯基的‘引导’论。从发动、引导到领导，革命运动中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最后就不光凌驾到了革命群众头上，甚至凌驾到了马克思主义头上，要硬做了：马克思在1871年前一直都自信于工业无产阶级的统计数字上的不断壮大，等着其比例大到可以到直接通过公投或议会选举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最终将生产手段国家化。资产主义是自己的灭亡的推进器，越发达，无产阶级革命越瓜熟蒂落，马克思象小学老师一样列出了本班的最有希望的无产阶级革命的重点培养对象：英国、法国、德国的无产阶级……（后来俄国革命胜利了，胜利者们觉得自己是冒进了一步，还在等着德国工人们的社会主义革命，以为那更瓜熟蒂落，一等就是五年……）〖《法兰西的阶级斗争》，英文《马恩选集》，纽约，1978，45－145页；恩格斯到1880年还在用他强加给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来预测无产阶级革命的收获季节〖《社会主义：科学的和乌托邦的》，纽约，1959年，88－9页〗：The class struggle between proletariat and bourgeoisie came to the front in the history of the most advanced countries in Europe, in propor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n the one hand, of modern industry, on the other, of the newly acquired political supremacy of the bourgeoisie…From this time forward socialism was no longer an accidental discovery of this or that ingenious brain, but the necessary outcome of the struggle between two historically developed classes-the proletariat and the bourgeoisie.〗。不幸的是，后来的发展让我们看到，一，技术上的不断进步并没有增加产业工人的数量和精神思想档次（你想想如果我说修电脑的产业无产阶级一定比郊区种菜的半无产阶级有更高的思想觉悟，你一定认为我是疯了，但马克思就对他身后的无产阶级们寄过这样的希望。巴利巴分析过马克思的这种生物人类学加技术人类学的局限，认为我们今天必须毫不留情地摈弃马克思的这种倾向。〖《马克思主义哲学》，Chris Turner英译，1995年，28页〗），但你看我们今天的高科技社会里的无产阶级或劳动阶级和他们的工会们，看看这些不亦乐乎的代表人类前途和进步的也要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的消费者们！二，无产阶级或它的政党如德国社会民主党（和今天的英国工党！）一样，一旦如马克思预料的那样通过其人数优势当选，劳动阶级们要的也决不会是社会主义，而是福利社会－－等到浮动在世界资本主义中心依赖对边缘的长期剥削得来的高额利润的福利社会一旦撑不住，不知道他们又会要哪种经济安排，但决不会要社会主义！看看今天欧洲的无工作可找的新无产阶级们对第三世界的低工资无产阶级们的憎恨，和对其民族国家执政政府的婴儿般的依赖，马克思见到，不知会作何想！
精英的革命知识分子于是发现，革命必须硬搞，无产阶级决不会自己挑共产主义来搞（社会主义是革命知识分子们后来发现共产主义硬搞不来，就找出借口说先用社会主义过渡一下而凭空抛出。无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的奋斗简历，一览之后实在让人扫兴）。所以就出现了特洛斯基这样的启发无产阶级革命觉悟的理论知识分子，和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这样的发动革命或暴动的行动知识分子。革命可以不理睬马、恩的研究结果地硬搞了（俄共是从沙皇的三年战争后的失心、失权里轻松拣了执政权力，葛兰西说俄国无产阶级是一步走到了马克思主义之前，属于被革命知识分子教导得熟读了游泳教科书，一看有革命机会，就往水里跳了，是‘对《资本论》的革命。〖《读本》，D. Forgacs编，1999年，32－36页〗中国革命、南斯拉夫革命等等是真的从游击战、内战里来夺权的，马克思见了会目瞪口呆），列宁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者，提出了‘具体情况中的具体实践’这样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俄国版。也有了毛泽东（他却称别的马克思主义活学活用者为修正主义）的‘考虑矛盾的全部复杂性’、‘一分为二’、‘二分为一’的‘辩证“法”’、‘集中解决主要矛盾’这样的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有问题、不切合中国实际不要紧，我们有革命知识分子这样的巧手裁缝为其圆场，抹边；革命搞砸了，成了无产阶级自己搞自己了不要紧，有我们伟大的无产阶级政党给撑着，无产阶级的进步知识分子如陈伯达胡乔木们能为其在任何地步上都作出弥缝的解释，给出无尽的借口。难怪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本身也需是很雄辩的知识分子，他们象拉康所说的neurotic者，为了不说‘为什么搞革命夺权不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或‘不用马克思主义也可搞革命夺到权’或‘不用马克思主义，光将马克思主义挂嘴上夺权起来反而更方便’这一点，为了掩盖这一个公开的秘密，而必须挖空心思说出、掩饰那么多，说出了一切，将一切说到完全没有漏洞，其解释和辩护之完美刚好更能够用来说明其无法用马克思主义去搞好革命、马克思主义挡了他们革命的道这一禁忌之深。
我这样十分外行地来描述马克思主义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期望之失落，和革命知识分子的不顾这种失落，硬着头皮去搞他们所理解的无产阶级革命，搞坏了还要嘴硬的这段历史，无非是想说：我们今天的知识分子对各种新无产阶级的地位和苦难的同情和关怀，也是落在这一历史叙述框架内的，是这一份失败的简历的一部分。无产阶级们如稍有一点历史意识，见了我们一定会烦，即使他们好说话，不来先跟我们清算旧账的话。我们对他们的同情和关怀首先是内疚和罪感，既有洗刷的欲望在，也带着某些病理－－做不了的事我们更想去做：我们知识分子在今天面对各种资本力量对无产阶级和劳动阶级的不断分化，面对国家权力越来越成为各种资本力量的工具，用各种政策和法规去降低劳动力商品的价格，原始地、残酷地掠夺农村劳动力储备或剩余劳动力，造成各种新的社会苦难时，其实也仍无能为力，对无产阶级里的贫困化大众的层出不穷的苦难的同情和关怀，也正从一个侧面表现出了这种无能为力。
大家会说了，这种儒士对民生的关怀，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历史传统，本身就是十分可贵的。是的，我们不应该怀疑知识分子道德感里的这种美好成份。我们在提防的是他们的话语位置里以这种同情和关心为借口而得到的不用进一步辩护的话语优势，用关心弱势群体这样的名头来标榜他们的思想和知识产品，我们的简历上写着我们已做过很多这样吃不了兜不了走的事了，我们不应该轻易相信我们这一次一定就能做好了。比如某些中国新左从一开始就打弱势群体这张牌，来为他们的文化民族主义、国家民族主义、国家民粹主义辩护，一点不掩饰他们对Masse, multitudo 们的父权、专制式的关照，重复的是早期中国革命知识分子一开始去关心和启发，最后就将那些觉悟了的革命群众扔给政党和国家的官僚统治，只想通过无产阶级来专他们自己的政，根本不将后者的阶级处境当一回事的老套。他们爱打这张牌其实也无所谓，但我们必须警惕的是，这种策略如再去重复历史悲剧，又走到知识分子启发无产阶级革命觉悟，手把手教会他们搞革命之类的老路上去，并将牌打到国家权力的玩家手里，我们知识分子将真是些该天杀的了。
很可恶的是，中国的某些新左用文化民族主义和国家民族主义来煽动贫困的大众，用民族主义来掩盖真实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用一种民族主义和国家爱国主义的自豪感，来替代社会主义建设里的挫折感。在目前的国家体系里和世界政治‘阵营’里，他们对革命和革命群众的情绪和情感上的利用，类似纳粹对其人民的政治和心理上的控制。他们用一些半宗教的民族主义版本，用爱国主义这样的国家宗教（索雷尔坚持：无产阶级必须自始至终将反爱国主义当作自己的社会主义策略〖《对暴力的反思》，巴黎，1946年，281页〗）来掩盖和替代国际、国内的真实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引诱人民在民族和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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