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妇女解放观的几个层面
一
“五四”时期，探索妇女解放的首要层面仍然是政治的，即主张男女平权与妇女参政。这是辛亥革命时期妇女解放运动的继续，但却赋予了新的含义。在这方面有不少文章论述过，我简要叙述并略陈己意。
辛亥革命时期，尽管已经有了梁启超的《新民说》，但真正的西方妇女观并没有广泛普及，当时，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像秋瑾那样的自求解放的妇女，其主体思想还是反清和政治体制的变革。
经历过辛亥革命和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民初知识分子，有着一种对“革命”与“政体变革”大失所望的普遍心态。吴玉章回忆说：“辛亥革命以前，我们曾经抱着一个美丽的幻想，以为革命后的中国一定是一个民主、独立、统一、富强的国家。但是现实嘲弄了我们，中国人民所碰到的不是民主，而是袁世凯的专制独裁；不是独立，而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欺凌、蚕食和鲸吞；不是统一、富强，而是军阀们的争权夺利、鱼肉人民。” 时任天津《民国报》编辑的梁漱溟，“以与社会接触频繁之故，渐晓得事实不尽如理想。对于‘革命’、‘政治’、‘伟大人物’……皆有‘不过如此’之感”，“有些下流行径、鄙俗心理，以及尖刻、狠毒、凶暴之事……颇引起我对于人生，感到厌倦和憎恶” 。用鲁迅的话说，“我觉得仿佛久没有所谓中华民国”，“什么都要从新做过”（《华盖集·忽然想到》）。
在共和政体之下，知识分子们新一轮的抗争开始了，这就是以陈独秀《新青年》为号角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出现的意义首先是政治层面的，它以民主、科学为旗帜，以新文化为手段，以反对非人的封建专制与封建礼教为目标，以从封建意识形态的桎梏下解放人、解放个性为其精神价值取向。
新文化运动也赋予了妇女解放以新的含义。概观这一时期知识分子们提出的妇女政治解放思想，主要有以下几个内容：
一、针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尊孔复古”逆流，反其道而行之，将妇女的政治解放定位于反对封建礼教奴役，争取政治人格独立。
“儒者三纲之说，为一切道德政治之大原”，而其中的“夫为妻纲”，则把妇女置于夫权之下，剥夺了妇女的参政权。为此，陈独秀号召：“一九一六年之男女青年，其各奋斗以脱离此附属品之地位，以恢复独立自主之人格！” 在政治上，妇女的人格独立有两层含义，一是要在社会上确立妇女的独立自主的政治地位；二是要妇女建立自己的独立参政意识，不再把自己的政治权力轻委他人。经过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特别是反孔老英雄吴虞等人的努力，应该说，其社会政治效果最为显著。翻开民初报纸，1916年以前，整版的治疗性病药品广告上，堂而皇之地写着“妇女为万恶之首，肮脏之源”一类的词汇，以后，这种现象不复存在了。且不说妇女实际社会地位改变得如何，单就社会舆论而言，妇女的政治地位的确是提高了。另一方面，随着五四运动后男女平权、妇女解放的呼声高涨，新一轮的妇女参政治热兴起，以广东为先声，浙江、湖南、京、津、沪等地的妇女纷纷组织各种参政团体，甚至要求竞选议员，直接参与政治决策。尽管这类活动在事实上没有多少实绩，且支持与反对者皆有之，但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妇女参政争论中心问题已不再是男女天赋人权的平等问题，而是妇女参政的能力与时机问题，这显然比清末民初前进了一步。而像子君那样喊出“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的话来的知识妇女也日渐增多，她们不同于秋瑾时代的妇女，以参政为自我解放之首选，而是在更广泛、更切实际的层面，开始了自我拯救运动，包括挣脱旧式婚姻束缚、争取恋爱自由、谋求教育与职业的权利等等，政治舆论的转向，无疑为她们创造了一定的条件。从不讳言对政治有着超乎一切兴趣的陈独秀，尽管在其他政治运作上历尽坎坷，但在这一点上却是旗开得胜，功不可没。
二、随着社会主义思潮的引进与普及，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提出了妇女政治解放的新方向，即：通过阶级斗争，改变社会制度，实现“社会主义”，以求得妇女问题的“根本解决”与妇女的“彻底解放”。
陈独秀在《妇女问题与社会主义》一文中指出：妇女与劳工是社会上最没有能力的、受压迫最深的，妇女问题，离了社会主义，“断不会解决的”。因为现有的社会制度是造成一切不平等的根源，但“在社会主义之下，男女都要力作，未成年时候，受社会公共教育，成年以后，在社会公共劳动。在家庭不至受家庭压迫，结婚后不会受男子压迫，因社会主义认男女皆有人格，女子不能附属于父，也不能附属于夫”。所以，“如果把女子问题分得零零碎碎，如教育、职业、交际等去讨论，是不行的，必要把社会主义作唯一的方针才好”。李大钊在他的几篇文章中也表达了相同的意思：“二十世纪是被压迫阶级的解放时代，亦是妇女的解放时代”（《现代女权运动》），“我以为妇人问题彻底解决的方法，一方面要合妇人全体的力量，去打破那男子专断的社会制度；一方面还要合世界无产阶级妇人的力量，去打破那有产阶级（包括男女）专断的社会制度”（《战后之妇人问题》）。三十年后新中国的建立，以及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妇女社会地位的改变，为这一妇女解放思想的萌芽作了最好的历史注解。
概言之，“五四”时期的妇女政治解放理论，由反对袁世凯“尊孔复古”逆流而起，以资产阶级的男女平权思想为过渡，至确立“社会主义”理想终。
二
“五四”时期，探索妇女解放的第二个层面是经济的，即妇女如何在社会上取得经济独立地位，如何自谋职业，如何拥有与男子一样的财产继承权等，这是这一时期妇女研究的新动向。 但据我现有资料，当年这类讨论多夹杂于妇女问题宏观研究的文章中，也有一些针对妇女职业问题或家庭、财产权问题的专题论述，而真正从经济学角度，系统研究妇女经济独立问题的文章几乎没有，目前研究这一时期妇女经济问题的专著也不多见，故这里只能初步地勾勒一个轮廓。
在一些知识分子热衷于从政治上探索妇女解放之路的同时，另一些则更加关注现实生活中妇女们的经济问题，其中尤以鲁迅的《娜拉走后怎样》影响最广。辛亥革命后的复辟帝制与“尊孔复古”逆流，激发了陈独秀等人更高涨的政治热情，导引出更先进的政治理想；但对鲁迅而言，则将其注意力转向了对国民性的深刻反思上。“重新做过”即“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两地书》）。“但说到这类的改革，便是真叫做‘无从措手’”（同上），在妇女问题上也是如此。
理想主义者们浪漫地将“娜拉”介绍给中国女界，现实的鲁迅则发出“娜拉走后怎样”的疑问，而且毫不客气地指出，出走后的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这论断让人扫兴，却是中国的现实。翻开民国报刊，因争取独立或恋爱自由而出走的女性，少有完满结局的。她们不是以恋爱失败告终，就是以谋生无着而“堕落”或“回来”，回到封建大家族中去，过比以前还不如的日子，甚至像子君那样悲惨地死去。鲁迅告诫女孩子们：“万不可做将来的梦”，“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人不能饿着静候理想世界的到来，至少也得留一点残喘，正如涸辙之鲋，急谋升斗之水一样，就要这较为切近的经济权，一面再想别的法。”（《娜拉走后怎样》）深知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也要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的鲁迅，要民国的年轻知识女性们作好“壕堑战”的准备：“要治这麻木状态的国度，只有一法，就是‘韧’，也就是‘锲而不舍’”（《两地书》）；在争取经济权上，则要她们发扬天津“青皮”的“无赖精神”，“有人说这事情太陈腐了，就答道要经济权；说是太卑鄙了，就答道要经济权；说是经济制度就要改变了，用不着再操心，也仍然答道要经济权”（《娜拉走后怎样》）。这样的开导，早已超出要经济权以外了，但在要经济权这一点上，鲁迅的指令是简单、清晰而执著的。
事实上，妇女经济地位的变化是与社会分工变化、家庭结构改组密切相关的。近年来，一些学者关注民国初年的家庭变革与家庭问题研究，而这正是与妇女经济有重大关系的命题。借鉴他们的研究成果，我们可将“五四”时期对妇女经济问题的探讨分为以下几类：
一、针对几千年来封建大家族制度对妇女的束缚，向传统家庭挑战，倡导建立以爱情为基础的小家庭制，把妇女从买卖婚姻中解放出来，使她们获得相对的经济自主权。
陈独秀在《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一文中指出：“现代生活，以经济为之命脉，而个人独立主义，乃为经济学生产之大则，其影响遂及于伦理学。故现代伦理学上之个人人格独立，与经济学上之个人财产独立，互相证明，其说遂至不可摇动”，“西洋个人独立主义，乃兼伦理、经济二者而言，尤以经济上个人独立主义为之根本也”。而“中土儒者，以纲常立教。为人子为人妻者，既失个人独立之人格，复无个人独立之财产”——此非个人独立之道也，中国的大家族制度已不再适应现代生活，到了非打破不可的时候了。晏始在《家庭制度崩坏》一文中，提出了实行欧美小家庭制的主张，认为父权的大家庭制在中国已难以维持，应代以“欧美式以个人主义思想为中心的小家族主义的新生活形态”。严恩椿的《家庭进化论》则提到要将原有大家庭的财产分给各个小家庭，各小家庭在经济上保持独立。发表于《新青年》二卷二号上的《新青年之家庭》一文，主张小家庭的“出纳庶务，均由主妇主张之，男子无干涉之权”。刊登于《妇女杂志》七卷一号上的《新家庭》一文，更要求“新家庭之中财产，属之于得产之人，其义在养成个人主义，发达自立之能力，而铲除依赖根性也”。30年代，一些知识妇女纷纷在报上倾吐自己建立小家庭后的感想，尽管喜忧参半，但不再是民初妇女一味的苦诉，这也不失为妇女相对经济独立后的一个印证吧。
二、从社会角度，以妇女职业为中心议题，探索妇女经济独立之路。
小家庭的建立，无论是男女经济共有还是各自经济独立，都必建立在妇女有自己的经济来源基础之上。昔日的聘金妆奁，是大家庭的投资（需用以“孝”为核心的人格与财产依附来交换），既建立独立的小家庭，自不好也不能再接受。加之中国经济特别是城市经济的结构变化，既成为小家庭建立也成为大家庭破败的因素，中国近代化城市工业，也是部分地建立在妇女走出家庭、走向社会基础上的 ，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封建大家庭的衰落是一个历史的必然趋势。经济上的变化也如观念上的变化，正像鲁迅所说，“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梦境的，因此只得走”。由是，为妇女在社会上谋得经济独立的一席之地，就成了“五四”时期知识分子们的追求。陈问涛在《提倡独立性的女子职业》一文中说，妇女职业问题，要算是妇女问题的中心问题，因为“照唯物史观，一切精神的变动，都是由于物质变动……倘使不能把妇女经济问题解决，其他什么‘社交公开’、‘婚姻自由’等等，皆是空谈了！”他还为妇女们开列了12个就业方向，即各种商业、工场上的工作、合作的手工业、各级学校教师、书记、新闻记者、邮电管理、铁路职员、戏剧家、音乐家、农业等，并补充说，“凡现社会所有的职业，除一二男子特别职业，女子生理上万不能经营外，其余都是女子职业的领域” ，这就从心态和舆论上为妇女求职铺了路。张竞生在《美的社会组织法》一书中也提到了妇女的职业问题：“凡妇女不管父家夫家富的贫的，自己总当勉力谋得一件职业以养生。但在这样社会，女子的职业甚少，故最要的应由女界共同组织各种妇女的职业机关。……如茶楼酒馆与各项商业的经营。”“若说女子应该谋一比此较高尚的事业，则我想女子应该组织‘女子教员会’，互相提携。” 从20年代初期开始，许多报刊日益关注妇女的职业问题，刊登了不少讨论文章，有主张从女子职业教育入手的，有主张创办“女子共作社”等女子职业组织的，有要求社会向妇女开放一切职业，并同工同酬的。加之20年代弥漫于知识界的各种新思潮下的各种社团组织，如属于工读主义的“工读互助团”、属于新村主义的“平民学校”等，也为妇女跨入社会求职提供了一些实验基地。与此同时，各大报刊杂志还大量介绍了欧美各国妇女所从事的职业，有的还配上插图详加说明，这就为知识妇女谋职打开了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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