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后现代主义的逐渐兴起给现代历史学的合法性所在特别是其所主张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原则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因此引起许多历史学家的不满与反击；但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还是有巨大贡献的，使人们更清楚地认识到了历史书写中不太为人所知的面相，挑战史家去重新检查他们自己学科的理论和实践，也极大地加深了人们对历史、对历史研究和历史书写的理解。但也有其自相矛盾之处，而且史家在实践中不可能完全按照后现代主义的宣称来研究历史，现代主义的史学观念依然有其生命力，它与后现代史学理论完全可以互补长短、相得益彰。

关键词：客观性；真实性；文本；权力；后现代主义



人类的经验可以被无穷地诠释和接受，人们对历史的看法和解释从来就不会静止，“盖棺论定”实在是个早该被重估的观念，所谓“诗无达诂”、“物有恒准而鉴无定识”是也，“历史之所以不断地要改写，是因为人们的史学思想是不断地在改变和更新的。”[ii]每一代人都需要用对于自己时代最有意义的观点和方法来掌握和研究历史，因而，自从历史学作为一门学科诞生以来，历史学的研究范型就已经历了许多方向性的转变，特别是在20世纪下半叶以来，其研究范型就经历了“社会科学化的转折”（social science turn）和“计量化的转向”（statistics turn）“女性史学的转向”（women’s history turn）等阶段，但不管如何转变，还是有没有改变的东西——历史学家对历史事实的认识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历史学家认识过去的基本方法没有受到挑战，不管使用什么样的新理论、新方法，去研究诸如性别、妇女、文化等新主题——实证主义和理性分析依然是史家的最后立场，然而，从20世纪60年代后，一切都不再一样了，揭竿而起的后现代主义对史家只有用实证和理性分析才是历史认识之路的立场开始了质疑，当然，这个质疑并不只限于历史研究领域，它几乎已经扩展到所有的艺术、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影响了所有存在思想生命的领域。[iii]这即是所谓的“后现代转向”（postmodern turn），如荷兰史学理论家安克斯密特(Franklin Ankersmit)所说：“就我们时代的哲学、艺术和文学中相应的趋向,后现代主义比任何其它解释都提供了一个更好的说法。”[iv]

受此“后现代转向”的影响，当代西方史学的主要趋势也由现代主义史学逐渐向后现代主义史学转移，相比于文学、艺术等学科对“后现代转向”的反应，宣称要保持“价值中立”、以追求“客观性”和“真实性”为己任的历史学的这个“转向”有些姗姗来迟，可能是因为“后现代的历史思考是现代历史思考的对立物”，[v]“历史学科本身不容置疑地是‘现代性’的一个侧面,特别是自19世纪历史学职业化以来,它一直是与真理的客观性和理性这种旧的视野相联系,这种视野不可避免地带有政治的维度,并服从于自由的价值评判,特别是与自由相联系”，但“随着‘后现代性’本身的演化,它对于历史学家对他们学科的真理提出了新的挑战。”[vi]对于这个挑战，比较早的反应要从美国历史哲学家海登·怀特（Hayden White）1973年发表的《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Metahistory：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一书算起了[vii]，但这只是后现代史学的先声，实际上，怀特该书的思想开始只是在文学批评界受到重视，在史学界引起的反响了了，直到20世纪80年代它才被重新认识，认为它是“在过去30年里历史方法学上最激进的发展”，[viii]尽管《元史学》这本书已经出版这么长时间了，“过去这20多年中,后现代的讨论早已超越了《元史学》中的讨论，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已经在解构怀特。在许多方式上，怀特仍然是非常保守的。”[ix]该书中的许多思想即便是海登·怀特也认为已经过时了，但事实上，直到现在，许多人还是不能接受和领会此书中的思想，此书仍然是一本“为未来的书”，[x]其还是被作为“历史的语言学转向标记”[xi]。或许讨论后现代史学理论“最好的起点”可能还是安克斯密特的《叙述的逻辑》（The Narrative Logic: A Semantic Analysis of the Historian’s Language）[xii]，而他的“Historiography and Postmodernism”一文则大概是第一个明确把后现代主义与历史学相联系起来讨论的文章[xiii]，其后《过去和现在》（Past & Present）、《美国历史评论》（The America Historical Review ）、《历史作坊杂志》（History Workshop Journal）、《社会史》（Social History）等国际权威历史学期刊也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刊登探讨后现代主义与历史学关系的专门文章，专书的情况亦大致类似。[xiv]

就后现代主义在历史学上的一般表现而言，后现代理论家否定了启蒙运动以来盛行的“理性”和“进步”的现代性观念，挑战了常规历史研究的基本前提：“在历史学的语境中，后现代主义尤其暗示了对这些常规确定性诸如‘事实’、‘客观性’和‘真实’——这些过去被历史学所书写和阅读的术语的一个挑战。”[xv]后现代史学反对甚至主张取消“宏大叙事”或者“元叙事”，其焦点“不再是关注过去本身，而是集中于在当下与过去、我们当下言及过去时所用之语言与过去本身间的不连续性”。[xvi]后现代主义一般都“否认历史著作所谈的乃是真实的历史过去”，[xvii]“所有的历史都是诠释的，而且从来不是名副其实的真实。”[xviii]“历史为历史学家本身的一种杜撰或虚构物，一种对过去的描述而非反映，一种冒充成真实生活情况的构思行为”。[xix]因为“我们不可能有直接和纯粹的接触过去实在的机会，历史必须被作为一种纯粹的脑力活动或是纯粹的实体来表现。”[xx]“过去不是被发现或被找到的，它是以文本的形式被史家制造和表述的，然后被读者消费的。”“过去的真实仅只是被书写的报告，而不是如其本来那样的确实。历史不是随时间而变化的研究，而是对史家开始其研究工作后所制造的信息之研究”，而“过去不过是正在变化中的现在。”[xxi]因而没有必要去崇拜“档案”（the document）或“事实”（the facts）这类证据，因其仅使我们意识到对过去的诠释（interpretations of the past），“并不能使我们返回过去，却只产生史家需要马上应付或不能应付的问题”。[xxii]实质上，历史就是一种文本，“不管我们把世界看成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解释世界的方式都一样。”[xxiii]“文本性是每个人的历史的操作条件；要想像某种非文本的历史是不可能的。”[xxiv]文本产生后，不仅是与它和外在世界的关系无关，而且也与文本的作者无关[xxv]，必须对文本进行解构。又认为：“不可能写出没有任何哲学的或意识形态立场的历史，唯一的问题是在于我们是否承认这种立场以及我们的选择是否有意识地被其所左右。”[xxvi]历史从来不是为其自身而存在的，“任何的历史写作都是为特定的人群服务的”、“不存在不为特定人群的历史书写”。“某种意义上，历史（历史书写）是人们或民族产生他们认同的方式”，“目前的人们需要先例来定位他们的现在，并使他们当下的和未来的生活方式合法化。因而，人们真切地感受到需要把他们的今天和明天扎根于他们的昨天之中。”[xxvii]可以说，“历史一直是某些人的历史，而这些人不能成为过去本身，因为过去不具有自我，因此，把特定的历史论述等同于历史本身，不只是意识形态的，而是意识形态的一派胡言！”[xxviii]“简单地说，就是我们自己赋予过去对我们有何意味的，相应地，我们现在正处在这样一个比较合理的立场——通过以前解释性工作的沉淀、通过来自我们当前和以往方法实践的阅读习惯和分类/概念以及我们当前和以往的意识形态渴望——去要求被那些依然所存留的痕迹所建构的过去在文本意义上总是可以被理解和被应用，而且这样逐步形成的历史建构的过去很少会让我们失望，在它无止境的效用性和杂乱性中，这样历史建构的过去可以为任何想其有用的人所用——马克思主义者、辉格党人、种族主义者、女权主义者、结构主义者、实证主义者、古董研究者、后现代主义者——任何人都可以利用之。根本没有独立于史家文本痕迹外的充分意义的存在，意义总是被史家所建构的，作为历史化文本的被建构起来的过去在终极意义上除了屈服于外界所强加之于其身的、欲其有的目的外别无选择。因此，在此方面，我们总是能‘发现’这些起源、根源、目的、轨迹、训诫、证据和我们一直所寻找的价值。”[xxix]“事实上，‘历史’在今日似乎仅是后现代表述世界中的又一种‘表述’罢了，而这当然就是它原本的面貌！”[xxx]

“后现代主义通过不同的透镜（后女权主义、后结构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等等）提供给激进的史家以空间去合理地书写过去。”[xxxi]“在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观里，其目标不再是统一、综合和整体，而这些历史碎裂才是其所关注之中心。”[xxxii]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要去追问：“究竟是谁的历史在被讲述？用谁的名义？基于什么目的？后现代主义是关于没有被讲述和重述以及不为人所知的历史。历史学不再像以往那样，相反，是各种被人们遗忘的、被隐藏的、看不见的、被认为是不重要的、被改变的或者被抹去的历史。它拒绝把历史看成是一个线形发展的过程、看成是在一个明显可以为我们所知的、而且已经预先设定好的、直接发展到我们今天的形式。它是关于偶然性的历史，它是关于权力的历史。”[xxxiii]实际上，历史构造就是许多权力关系下相互作用的产物，“历史一直被权力和压力书写而不是表面上看起来的为追求过去的客观性。”[xxxiv]在历史研究中宣称要追求真理的目的在于为自己谋得权力和利益，“以力为理”，而不是像公开声明的那样是为了追求真理，因“知识是同权力相联系的，而且在社会的形构中，是那些拥有最多权力的人最大限度地占有了知识和利益并使这个占有合‘道’化。”[xxxv]“真理之为真理在于其依靠之人的权力”，“‘真理’（truth）确实是依赖于权力的‘有用处的虚构’，而且权力用‘真理’这个术语去施加控制：真理的统治。”[xxxvi]“诸如此类（后现代主义式）的祛魅能使历史学家得到‘救赎’（‘free up’），使之从不同的立场出发，用无数的表述、情节和组合方式来叙述具有相等合法性的故事。在此意义上说，我们完全可以‘随心所欲’（‘anyway we like’）地阐释过去。”[xxxvii]

这样，“历史现在看起来仅仅是在一个无根基的、被设定了表达的世界中的无根基的、被设定了的表达。”[xxxviii]“如果文本——文献、文学作品诸如此类——不能显然地反映现实，而只能反映其它文本，那么历史研究与文学研究就几乎无法区别开来，‘过去’(past)也就会将消解为文学。”[xxxix]“不再有真理，也不再有不公平。……总之，不管是道德上的或是政治上的东西，一切都随风而去。”[xl]“我们可以姑且认为西方历史学的秋天已经降临。”[xli]“如人们所希望的那样，后现代主义历史已经拒绝了对理性和进步的信任，而这两个因素一直是现代主义史学的核心。”[xlii]后现代史学理论的这些激烈的主张致使“不只是传统主义式的历史学，已面临致命的危险，连历史‘本身’也处于生死存亡关头。”[xliii]其所导致的结果就是使历史学专业“尤其是在法国和美国，陷入它正在做什么和现在如何去做这样一个自我信任的危机中”，[xliv]“在权力和后现代主义对历史批评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史家正在放弃对真理的追求、对客观性的信仰和用科学方法认识过去的追求。”[xlv]甚至还有人危言耸听地说：“到20世纪80年代末，大多数史家甚至是大多数从事实际研究的史家都已经放弃了追求关于过去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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