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晚清出洋大臣史料在近年的不断刊布，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深化的可能。这其中，20世纪80年代岳麓书社整理、出版的“走向世界”丛书（如郭嵩焘的《伦敦与巴黎日记》、薛福成的《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等、90年代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出版的张德彝的《航海述奇》等书为珍贵。张德彝及其《航海述奇》关注者极少，事实上，这部史料对于藏区历史、文化的研究很有价值。本文即以张德彝与同事陈贻范的关系为例，简述晚清、民国交涉西藏事务的中方官员洋务背景的一个侧面。

　　一、郭嵩焘、薛福成、张德彝等晚清出洋大臣史料的新近刊布
　　晚清郭嵩焘、薛福成、张德彝等出洋大臣，系近代中国最早出国的知识分子，他们在外国尤其是在欧美的记载（如奏章、日记、札记、随笔、唱和诗词等），是当时中国知识分子考察、认识西方的重要文献，向来为学界所重视。
　　近二十年来，晚清出洋大臣史料的不断刊布，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深化的可能。这其中，20世纪80年代岳麓书社整理、出版的“走向世界”丛书（如郭嵩焘的《伦敦与巴黎日记》、薛福成的《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等）、90年代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出版的张德彝的《航海述奇》等书最为珍贵。郭嵩焘、薛福成、曾纪泽、黎庶昌等人所周知，他们的著作也大多刊印，而张德彝及其《航海述奇》关注者极少，事实上，这些史料对于藏区历史、文化的研究很有价值。
　　以薛福成而言，据《清季中外使领年表》，薛福成于光绪十五年四月十六日（1889年5月15日）受光绪帝谕命出任“出使英法义比四国大臣”，次年三月四日（1890年4月22日）到任，直到光绪二十年七月三日（1894年8月3日）卸任。在驻英、法、意大利、比利时等国的近五年时间中，他留下了近百万字的文字，其中不少是关于藏区历史、文化的材料，仅在《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一书中就有多处。
　　如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记道：光绪十六年三月二十一日（1890年5月9日），“《泰晤士报》云，印度《加尔各搭报》称，中国升大臣于西五月初三日（中三月十五日）离大吉岭往拉萨，西兵声炮排队相送”；光绪十六年七月初四日（1890年8月19日），他记述了藏军在保卫隆吐山之战中的情况；光绪十六年七月初五日（1890年8月20日），他记述了中英《印藏条约》的签订及内容等情况；光绪十八年十一月初二日（1892年12月20日），他记道：“云南侯补道姚文栋享称：自去年至今，英人开通西藏道路计有两处”云云；光绪十九年九月九日（1893年10月18日），他记道：“夫西藏与印度密迩”，“此天所以限中外也”，但是近来“英人不惜重费开通道路，其注意西藏通商，久矣”，对英人扩张表示了担忧；光绪二十年四月初四日（1894年5月8日），他在再次记述了中英《印藏条约》的内容后，认为“西藏边境野洞地方”“现虽生理无多，将来必可兴旺”，对西藏亚东边疆地区贸易的前景做出了乐观的预测；光绪二十年四月初五、六日（1894年5月9、10日），他记述了印藏通商及邮驿、一妻多夫等情况，认为一妻多夫是“西藏风俗最奇者”，他从传统儒家观念出发，感到“可怪也”。类似薛福成上述关于藏区历史、文化的记载，在晚清其他出洋大臣如郭嵩焘、曾纪泽、黎庶昌等人的文稿中还有很多，笔者在《从近代汉文史料看藏区一妻多夫婚姻制度》等论文已述论之。本文以下仅以张德彝的《航海述奇》为例，试述晚清驻外使臣日记对于藏区历史、文化的研究价值。
　　张德彝（1847年12月18日－1919年2月8日），原籍福建，后迁辽东铁岭。至清初张氏家族被编入汉军镶黄旗，入关始世居于北京。张德彝出生时张家已经破落“早岁入塾，家贫，学费每给于舅氏”，家境中落。咸丰十年（1860），由于中外交涉的增多，清廷正式成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音译Tsungli Yamen，意译Chinese Foreign Office），以恭亲王及桂良、文祥三人主持。次年（1861），三人奏请设立外语学校：“与外国交涉事件，必先识其性情。今语言不通，文字难辩，一切隔膜，安望其能妥协”，提出了开馆的具体方案。至于学生则从“满洲、蒙古、汉军八旗”内招收，由于当时社会上存在的对“夷语”的歧视，官宦及富贵人家的子弟不愿入学，在这种情况下，家道中落又无背景的十六岁旗籍少年张德彝作为“义学生”得以入馆学英文，不久学馆定名为“同文馆”，亦称“京师同文馆”。这是近代中国的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外国语学校。
　　早在光绪七年（1881）《航海述奇·四述奇》的“自序”中，张德彝就对自己的出洋经历有过小结：
　　自咸丰辛酉（十一年，1861年），国家与泰西各国订约通商，爱立同文馆于总署学泰西语言文字。此举前所未闻，创始也。彝由义学生，蒙文文忠公（文祥）试于嘉兴寺，得入馆。同治乙丑（四年，1865年），国家以西人来华者日盛，我国亦宜有人前往，采访政俗，识其风土人情，故因公而得历海外各国者，自此创始。彝奉旨随斌友松郎中（斌椿）前往泰西游历焉。各国公使来华，咸有国书，以敦友谊。丁卯（同治六年，1867年）冬，奉旨派志（志刚）、蒲（蒲安臣）、孙（孙家谷）三大臣前往东西各国呈递国书，是东西来往绕地一周者，自此创始。彝曾奉旨随之。
　　夫中原自列国时往来使聘，虽有专司为命之官，而所往者无非鲁晋齐楚各地；即汉唐西使，亦只今之印度而止，鲜有重译梯航，轮蹄万里者。至我朝始有使臣赴高丽、流球等国，然以水陆计之，亦仅数千里而已。庚午岁（同治九年，1870年）因天津教案，奉旨派三口通商大臣宫保崇（崇厚）前往法国修好。是中国专派大员赴泰西一国者，自此创始。彝幸得蒙奏带往焉。各国既经换约，遂多有公使驻华。国家以各国有雄长最著之邦，亦宜专派大员前往，以示和好，以通音讯，以保商民。光绪乙亥（光绪元年，1875年）春，奉旨派少司马郭（郭嵩焘）前往英国驻扎。是中国钦使之驻扎外国者，自此创始。彝又经奏调偕往。
　　计自设馆以来，出洋四次，彝皆躬逢其始。噫！亦奇矣。
　　此后，张德彝又于光绪十三至十六年（1887－1890）随洪钧出使德国；光绪二十二至二十六年（1896－1900）随罗丰禄出使英国；光绪二十七年（1901）随那桐出使日本；光绪二十八至三十二年（1902－1906）成了大清国的“驻扎英国钦差大臣”（驻英大使），登上了他个人职业外交官生涯的顶峰。第八次使英回国（1906）后，张德彝未再出洋，直到1919年在北京去世。
　　张德彝的出洋经历固然奇特而少见，他几十年如一日地将出洋经历记录成书——《航海述奇》则更为罕见，据他在书的“凡例”中说：“是书本纪外国风土人情，故所叙琐事不嫌累犊连篇”。善于观察而且勤于记录的张德彝为后人留下了近二百万字的《航海述奇》（共八部，该书第七部今已不存；除第一、二、三、四部的全部及第八部的部分在晚清刊布外，其余均系1996年首次刊布），成为研究当时中外关系及其他相关问题的宝贵史料。张德彝的《航海述奇》八种，如同他本人的谨小慎微、朴质无华，以平实语气记录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可谓文如其人。从现存稿本看，共78卷约二百多万字，涉及欧洲各国的诸多方面，内容极为丰富。
　　除《航海述奇》之外，张德彝又编著了《英文话规》（英语语法，1895年）、《宝藏集序》，以及未刊稿本《醒目清心录》（六十卷）、《中外百年历》（不分卷）等。有关张德彝个人传记的资料还有民国年间刊行的《光禄大夫建威将军张公集》（张德彝去世后的荣哀录）、稿本张德彝年谱等。
　　从张德彝《航海述奇》来看，他在出使欧美（英、美、法、德、比、西班牙等国，尤其是英国）前后四十余年（1866－1906）的生涯中，与当时中外各界诸多名流有不同程度的往来，包括美国政客蒲安臣（A.Burlingame，1820－1870 ）、法国汉学家儒莲（S.Julian，1799－1873）、俄国汉学家孔琪廷（C.A.Skatschkoff，1821－1883）、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Richthofen，1830－1905）、军火商克虏伯（A.Krupp，1810－1887 ）、英国军官戈登（C.G.Gordon，1833－1885）之类的各色人等。其中，张德彝与晚清、民国藏政要员联豫及陈贻范的交往，对于藏区历史与文化的研究关系密切。
　　二、驻德大使随员张德彝与联豫的交往
　　联豫，字建侯，满洲正黄旗人，原姓王，生卒年不详。初为监生，驻防浙江，曾随晚清洋务派干员薛福成出使英、法等国。联豫于光绪三十一年三月（1905年4月）受谕命，“四川雅州府知府联豫著赏给副都统衔，作为驻藏帮办大臣，照例驰骚前往”，成为晚清最后一任驻藏大臣。联豫驻藏，兴办“新政”，兴革良多，如编练新军、开办学校、发行报纸、新铸钱币等。
　　联豫在藏“新政”，基本上系仿自当时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然，实与他出使欧洲国家的经历有关。薛福成之出使英法等国，奏带参赞、随员等多人，其中之一便是联豫。对此，张德彝《航海述奇》有相关记载：光绪十六年二月十八日（1890年3月8日），他记道：“新任驻扎英、法大臣薛叔耘星使福成驾法公司‘伊拉瓦的’轮船于前日抵马赛，明日到巴黎”；光绪十六年闰二月初十日（1890年3月30日），他记道：“闻薛星使留驻法国者九员，为陈敬如（季同）、吴挹青（宗濂）、顾廷卿（锡爵）、承伯纯（厚）、联建侯（豫）、世益三（增）、左子衡（运机）、张让三（美栩）、郭稺良（家骥）”。
　　联豫作为驻德大使随员在欧洲国家的活动情况，向来所知甚少。张德彝《航海述奇》的相关记载可作一些补充。张德彝第五次出洋系随清朝驻德大使洪钧出使德国。光绪十三年五月三日（1887年6月23日）受谕命，直到光绪十六年七月二十五日（1890年9月9日）卸任。其间的1887年10月29日张德彝随洪钧在上海登船，12月3日到达柏林；三年期满后，于1890年9月29日由柏林返程；9月30日到达巴黎火车站，下车时驻法使馆人员“承伯纯、黄伯申、联建侯（豫）、顾廷卿（锡爵）、世益三（增）及郭秋萍（家骥）诸君以车接”，之后张德彝前往驻法使馆拜访了陈季同、潘景周等人。此后几日，张德彝在巴黎重游旧地，联豫大多相伴，如10月1日，联豫约张德彝“在凯歌路之智慧阁看圆画，即前于同治丙寅所看之涨眼画，洋名‘巴呐拉玛’也”，所谓“巴呐拉玛”即首任驻英、法大使所谓的“巴罗喇马”，系全景画堂（又称回转画，Panorama）的音译，张德彝第一次出洋时（“同治丙寅”，即同治六年，1867年）已在巴黎欣赏过；10月3日，“联建侯约（张德彝）登艾菲铁塔”（TourEiffel，即艾菲尔铁塔），“余等驾至第二层”；10月4日联豫、陈季同、潘景周等驻法使馆人员送张德彝上火车，前往“吕阳”（里昂）。此后张德彝的《航海述奇》不再有联豫的记载。
　　三、驻英大使随员暨驻英大使张德彝与陈贻范的交往
　　陈贻范（字安生）系参加1913－1914年中国与印度“西姆拉会议”（Silma Conference）的中央政府代表，所谓“麦克马洪线”（Mcmahon Line）就是当时英印首席代表麦克马洪（A.H.Mcmahon，1862－1949）同西藏地方当局的首席代表夏札·边觉多吉背着陈贻范于1914年3月24日在印度新德里以秘密换文的方式制造的；而流产的《西姆拉条约》之所以非法，系由陈贻范于1914年4月27日在条约上草签、最终拒绝正式签字有关，因为根据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草签只能证明条约文本是“作准定本”（第十条）；正式签署才能“表示承受条约拘束之同意”（第十二条）。此外，陈贻范在会议期间，多次正式声明西藏地方是中国的一部分，英藏代表“所签之约，或类似之文件，本国政府一概不能承认”。
　　陈贻范不是民国政府最先任命赴印谈判的代表，1913年3月底和6月，民国政府曾两度任命前清驻藏帮办大臣温宗尧、张荫棠为赴印代表，由于英国的反对等原因而未果。后来提名陈贻范，英国才表示同意，陈贻范曾在驻英使馆任职多年，据称英方认为他态度“友好”，容易对付才表示同意。现

本文被分为 2 页 : [01] [02] 1/2

• 【 论文首页 】【 大 中 小 】 【 加入收藏 】【 打印本文 】 【 回到顶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