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关于理学产生的历史条件，理论界认为，政治上是：封建社会后期，庶族地主取代身份性地主的统治地位，农民战争对财富平均的新要求和民族矛盾的尖锐；思想上是：经学笺注的没落，佛学与道教思想的渗透，科学技术的发展等。笔者认为欠妥：庶族地主不是理学产生的阶级基础，农民起义的口号、民族矛盾尖锐与理学的产生没有必然联系；“以己意解经”和“佛学与道教思想的渗透”非自北宋才兴起的学风，数学、天文、历法、医药等科学与理学的产生无关。另外，宋初的“新旧党争”亦与理学的产生无关。理学是北宋立国的80年后的产物。当时，北宋政治上是：皇帝绝对集权或专制，对外屈膝苟安，兵变与农民起义频繁，上层统治者极度荒淫，“三冗”问题严重等；思想上是：大力宣扬文治，学术上主张儒、释、道合流，思想禁锢等。

关键词：杯酒释兵权 澶渊之盟 三冗 经筵 半部《论语》治天下

理学产生的历史条件问题，是理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想对此谈点新看法，以向理论界专家们求教，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关于理学产生的历史条件，理论界最权威的说法，是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等先生主编的《宋明理学史》。该书的《绪论》说：“在封建社会后期，地主阶级势力的递嬗，庶族地主取代身份性地主的统治地位；农民战争对财富平均的新要求；民族矛盾的尖锐；这些构成了宋明理学所由产生的政治条件。经学笺注的没落；佛学与道教思想的渗透；科学技术的发展；这些构成了宋明理学所由产生的学术思想条件。宋明理学就是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这些历史条件下孕育、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统治思想。”（1）具体来说，政治条件主要是：“隋末农民战争打击了士族高门，唐末农民战争进一步打击士族高门，包括唐朝新起的勋贵和大臣。”“经过这两次农民战争，身份性地主退出了历史舞台，而庶族地主则因土地兼并的加剧与普遍存在而大量涌现，又通过科举而参加国家政权。历史上也还存在勋贵，也还有贵族的世袭，但是已不复作为一个阶层而存在了。中世纪的等级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地主阶级内部身份性地主与庶族地主的势力递嬗。” 农民战争的口号，“在前期偏重人身安全的保障，如赤眉提出的‘杀人者死，伤人者偿创’。 ”“而封建社会后期，则明显地转而为财产平均的要求。裘甫、王仙芝、黄巢的‘罗平’、‘天平’、‘均平’、‘大齐’，王小波、李顺的‘均贫富’，钟相、杨么的‘等贵贱，均贫富’，李自成的‘均田免赋’。……最后指向了封建土地制度。”民族矛盾尖锐：“北宋的北边和西边，有辽、夏、吐蕃等政权。以后又有从东北崛起的金政权。”“南宋末年，漠北又兴起蒙古政权，后来建立了元朝。明朝时期，北方的蒙古、东北的满族，先后与明朝发生战争，最后建立了清朝。”（2）学术思想条件主要是：“北宋时期州县学校兴起，书院林立，促进了学术思想的发展。学术领域出现了新情况。首先是经学笺注的没落。……刘敞著《七经小传》，废弃汉儒专事训诂名物的传统，开启了以己意解经的新风。……经学笺注的没落，需要有新的学术思想以替换旧的学术思想。其次是佛学与道教思想的渗透。……第三是科学技术的发展。……数学、天文、历法、地理、地质、医药、生理学、农学等方面的新成就与探索、达到了可喜的水平。封建社会后期的科学技术著作如《梦溪笔谈》、《营造法式》、《洗冤录》、《本草纲目》、《天工开物》、《农政全书》等，都无愧于当时世界的先进的科学技术著作之林。”（3）

笔者认为：这些说法很值得商榷。

从政治条件看：第一，时间跨度有问题。侯外庐等先生的论述从隋末到清初，他们似乎忘了：理学产生于北宋中期。宋太祖是在公元960年建立宋朝的；宋初理学三先生最长者孙复，是在公元992年宋太宗三年——宋立国已32年才出生的。孙复倡导理学可能在50岁左右，因为《宋元学案》说：“宋兴八十年，安定胡先生、泰山孙先生、徂徕石先生始以师道明正学，继而濂洛兴矣。”（4）宋兴80年还不够孕育一种新学说么？因此，探讨理学的产生，应着眼于宋初的80年，而不应主要到隋末或唐末、乃至明末或清初去找原因。

第二，庶族地主不是理学产生的阶级基础。如果说理学产生的阶级基础是庶族地主，侯外庐等先生也承认，庶族地主产生于隋末，盛于唐代，该阶级并在唐代已通过科举登上政治舞台。那么，为什么唐代与宋初都没有产生理学，非要等到北宋立国80年后才产生理学？庶族地主思想家们的思想会如此迟滞吗？事实上，北宋中期创立理学的思想家，如二程、司马光等，多为品级或豪族地主阶级，根本不是所谓的庶族地主。这一点，侯外庐先生在其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中有详细论证，认为：在宋代，真正代表庶族地主思想的是王安石的新学，而理学则是“世族豪贵显官”的思想。因为“北宋道学家都在不同程度上隶属于旧党，在政治上代表着品级性的豪族地主的利益。”（5）

第三，农民起义的口号与理学的产生没有必然联系。既然农民起义的“均平”口号产生于唐代后期，那么，理学为什么要等到北宋立国的80年后才产生？二者在时间上难吻合。同时，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农民起义的口号前期“偏重人身安全的保障”、后期“转而为财产平均”，也说不过去。中国封建社会农民起义的真正口号一直是直指封建政权，根本不是什么“偏重人身安全的保障”和“转而为财产平均”。如秦末陈涉首次起义就喊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6）黄巾起义的“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亦如此。（7）而“人身安全的保障”、“财产平均”等，只不过是义军在起义过程中，争取民心的某些具体政策而已。

第四，民族矛盾尖锐也不能说明理学的产生。中国古代一直是个多民族的国家，民族矛盾一直较尖锐，如春秋战国、南北朝等时期。而且，南北朝时期民族矛盾的尖锐程度一点不亚于宋、明时期，为什么南北朝时期没产生理学，偏北宋产生了理学？尤其是，北宋中期在理学先生们创立理学时，当时的民族矛盾并不尖锐，而是处于平缓时期。王安石的《本朝百年无事札子》（8）即可为证。怎么能说理学是在民族矛盾尖锐时期产生的呢？

从学术思想条件看：第一，“以己意解经”非自北宋才兴起的学风。应当指出：“以己意解经”作为一种思维方法，不是自刘敞著《七经小传》始，而是古已有之。早在先秦，《公羊》对《春秋经》的阐发，就已完全抛弃了笺注，取而代之的便是“微言大义”；汉代董仲舒、何休对《公羊》的解释亦如此。那时为什么未产生理学？偏北宋中期的“以己意解经”才产生理学？而且，刘敞著《七经小传》时，理学已产生。因为理学产生于公元1040年左右，刘敞生于公元1019年，他不可能21岁就著《七经小传》。所以，他的《七经小传》只是对理学思维方法的迎合，不是理学产生的思想前提。

第二，“佛学与道教思想的渗透”亦然。佛学与道教思想对儒经的渗透，不是宋代特有的现象，早在汉末至唐代，这种渗透关系就一直存在。将“佛学与道教思想的渗透”作为理学产生的一个思想根源，不妥。而且，理学先生们基本都排佛、道，标榜自己是纯儒。

第三，宋、明在数学、天文、历法、医药等科学上的发展与理学的产生亦无关。要知道，理学的创立者们，都不关注科学。即使是后来的一些理学先生如邵雍，最精通的是数术，而数术非科学。特别是，在理学先生们创立理学时，侯外庐等先生所说的《梦溪笔谈》、《营造法式》、《洗冤录》、《本草纲目》、《天工开物》、《农政全书》等，都未问世。如其中最早的两部著作《梦溪笔谈》和《营造法式》，前者成书的时间约在公元1090年左右，后者成书的时间约在公元1100年；而北宋三先生创立理学，则在公元1040年左右。它们怎么能做为理学产生的科学基础呢？更有甚者，宋、明时期的科学家基本上都是反理学的！当时，对理学的产生具有决定影响作用的著作是陈抟道士的《无极图》，但《无极图》不是科学文献，侯外庐等先生对此只字未敢提。

另外，在侯外庐先生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中，关于理学产生的政治条件，还有一个“新旧党争”问题，即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党与以司马光等人为代表的守旧党的斗争。（9）不过，在《宋明理学史》绪论中，此说没再出现。可是，在《宋明理学史》的正文中，此说又多次被提及。如该书在谈到胡瑗时说，“要理解宋代理学，必须从理学与新学的对立这一线索着眼。理学与新学的对立在政治上即是旧党与新党的对峙，双方分别以司马光和王安石为首”；在谈到石介时说：“石介对王安石新学颇多不满”等。必须指出，王安石是在公元1042年登科，他的新党与新学是在公元1069年前后才形成的，因为他是在此年参知政事，开始变法。而理学产生于公元1040年左右，理学与新党的对立怎么能做为理学产生的历史条件呢？尤其可笑的是：石介死于公元1045年，他连王安石新学的毛都未见过，怎能“对王安石新学颇多不满”呢？对此，《宋明理学史》还解释说：“他们（司马光、王安石）的活动时期约晚于‘宋初三先生’二十年左右，但是三先生已经揭开双方对峙的序幕，新旧党争的正式开场是在神宗熙宁年间，但其整个酝酿和发展过程却是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仁宗庆历年间。”如，当时“胡瑗所讲是‘明体达用之说’，不同于王安石只讲‘用’而不讲‘体’。这样说王安石是不公允的。”（10）应当指出，这种说法不能自圆其说。因为此时王安石的新学尚未形成，此时王安石也未反对过胡瑗，此时只有胡瑗的“体用”说，王安石反胡瑗的“体用”说最早应在理学产生20年之后！而且，史料显示，此时王安石本人不仅不反胡瑗，还对其大加吹捧，如他在《寄赠胡先生》诗中说：“独鸣道德惊此民，民之闻者源源来，高冠大带满门下，奋如百蛰乘春雪。”（11）事实上，理学与新学的斗争，是在理学的后学与王安石之间展开的。如，《宋明理学史》也不得不承认：“在胡瑗的学生大多数中，其倾向性是很清楚的，他们不赞成王安石的变法，反对王安石新学”，如钱公辅、孙觉、滕元发、祝常、周颖、刘彝等；而石介的“许多弟子也是如此”，如范纯仁、祖无择、梁焘、刘挚、文彦博等。（12）理学后学与王安石新学的斗争确实存在，并十分激烈，但不能做为理学产生的社会条件。

既然理学产生于北宋立国的80年后，那么探讨理学产生的历史条件，就应主要着眼于这80年。

笔者认为：北宋立国的80年，在政治上的主要特点是：第一，皇帝绝对集权或专制。现在，理论界经常有人把集权与专制等同看待，笔者不敢苟同。笔者一直认为，集权与专制是两个性质有别的概念，集权不等于专制，专制是集权达到绝对地步的表现，一般的集权即便有过火之处也不能叫专制，而合理的集权在历史上还有积极作用，应当肯定。中国历史上一直是皇权至上，皇权无疑是一种集权，但不是所有的皇权都是绝对集权或专制。如唐代李世民的“贞观之治”，就只能叫皇帝集权，不能叫专制，因为李世民还能和臣下分权，宰相以下官员都是实权者。专制则不然，皇帝收拢了所有军政大权，臣下的一切行政大权都被削弱或被剥夺。北宋立国的80年就是这样：1、削弱相权。“旧制，凡重大政事，皇帝命宰相坐议，常从容赐茶乃退。唐及五代，仍用旧制。宋初，范质等为宰相，自以为周室旧臣，内存形迹，又惮帝英明，乃请每事具札子进呈取旨，帝从之。从此，坐议之礼废。”（13）其实，宋太祖是有意专制，才废“宰相坐议之礼”的，而范质等“自以为周室旧臣”只是借口而已。这是宋朝皇帝向一切大权独揽迈出关键的第一步，后宋又设“参知政事”，进一步分削相权。2、削弱将军的兵权。赵匡胤一上台，担心其他军官效仿他搞兵变，首先解除了在军队中有影响、有能力和参预他当年搞兵变的一些高层军官的兵权，这便是中国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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