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易传;乐记;礼乐;心;物;天;地
Yi Zhuan's influence on the musical aesthetic ideology in Yue Ji:
Simultaneously on the two incompatible aesthetic outlooks in Yue Ji
Abstract: The book of Yue Ji (Records of Music) was impacted by ideologies dwelling in Xun Zi and Yi Zhuan, resulting in two incompatible aesthetic viewpoints: One originated from Xun Zi bases upon the formative world outlook and insists that music comes from the mind's response to the external world; the other originated from Yi Zhuan bases on the philosophy that the world is ever changing and maintains that music roots in the living world per se. In the modern language atmosphere of western dualistic culture with subject and object separated, people have a clear comprehension on the former viewpoint, whereas misread the latter as seriously as such that a majority of modern scholars deny it completely. In fact, as a particular contribution of Chinese people to the world civilization, it is the latter, which genuinely represents Chinese aesthetic spirits and difficult to be comprehended by western culture, that forms the theoretic essence of Yue Ji.
Key words: Yi Zhuan;Yue Ji; rituals & music; mind; external world; heaven; earth
《礼记·乐记》是中国美学史上非常重要的文献,它奠定了中国古典音乐美学的基础,树立了后代音乐理论的范式,在音乐美学史上具有开规创矩的“法典”式的地位。由于《乐记》的地位独特,现代学者们对它进行了十分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世所瞩目的学术成果。但令人遗憾的是,在多年的《乐记》研究中,一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理论盲区,影响了人们对《乐记》美学思想全面、深入的把握,从而大大地削弱了它的美学含量和理论价值。
我们认为,《乐记》大致形成于汉代,从学术承传和理论渊源来看,它的重要思想来源致少有两个:一是《易传》,二是《荀子》,由此而形成了《乐记》中关于音乐美学的两种基本观点。在《乐记》中,这两种观点没有充分糅合,处于游离状态,没能建构为有机的理论整体。
目前学术界所认识到的《乐记》美学思想主要属于《荀子》一系。《荀子》对《乐记》的影响以及相关的美学思想,经学者们的深入研究,已经比较明确。如孙尧年先生说:“它(按:指《乐记》)讲的艺术哲学,属儒家思想范畴,而以《荀子》思想为主体,因此它保持了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1]李泽厚、刘纲纪主编的《中国美学史》对《荀子》与《乐记》的密切关系进行了细致分析,并指出:“《乐记》……只能是荀子之后,基本上属于荀子学派的著作。”[2]
当然,《乐记》在继承《荀子·乐论》美学思想的基础上也有很大的发展,它的理论更加系统,对音乐的分析也更加细致。从音乐的源泉看,《乐记》认为音乐产生于心物相感:“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由此看来,音乐的产生离不开两个基本要素:一是人心,二是外物。这里的“物”一方面包括自然之物,另一方面也应当包括社会事物。这种以物感心的观点类似现实主义的美学观。在心、物二者之中,《乐记》更重视心的作用:“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情感发之于外,便成为音乐,这种观点类似表现主义的美学观。
其实,《乐记》的美学观既不是现实主义,也不是表现主义,而是以礼教为核心的功利主义,因此它特别强调音乐的教化功能。这种音乐美学思想是以荀子的性恶论为前提的,人性本恶的观点是《乐记》中《荀子》一系美学思想最深的理论基础和思想出发点。《乐记》曰:“夫民有血气心知之性,而无哀、乐、喜、怒之常。”“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
人的本性“无哀、乐、喜、怒之常”、“好恶无节”,人天生就具有“不良”倾向,人民群众的心性没有充分规范化、伦理化,有许多“恶”的成份,因而他们的音乐不是真正的“乐”——“礼乐”。真正的音乐应当由“圣人”、“先王”来制定,因为他们已经灭掉了与生俱来的“好恶无节”的恶的“本性”,具有良好的道德修养与人伦意识,是“灭人欲”而“穷天理”的真正的“社会人”。因此,《乐记》反对“俗乐”而崇尚“礼乐”,奉行政治与道德合一的礼教功利主义音乐观。“乐者,通伦理者也。……知乐则几于礼矣。”《乐记》这种礼、乐合一的音乐观早就为学界所公认,如吴毓清先生曾指出:“‘礼乐’思想乃《乐记》的轴心思想,在《乐记》中,一切都是围绕着这个轴心转动的。”[3]
从以上简要分析可见,《乐记》中《荀子》一系的美学观点深受荀子哲学思想的影响,其音乐的源泉、音乐的本质、音乐的功能等思想皆以人性本恶为立论基础。
一
除《荀子》外,《乐记》还十分明显地受到了《易传》的影响,它以《易传》的世界观为思想基础,形成了与《荀子》一系迥然不同的美学思想,二者分歧的焦点集中在对音乐源泉的不同理解。前已有述,《乐记》认为音乐起源于心物相感,这是来自《荀子》的观点;除此而外,《乐记》对音乐的源泉还有另外一种见解:
乐由天作,礼以地制。
圣人作乐以应天,制礼以配地。
礼乐的源泉是“天地”,这种观念明显受到了《易传》的影响,因为“天”与“地”是《易传》理论体系中两个基本的范畴。
这种“礼乐”与天地相配的思想在《乐记》中被反复强调,但是现代学者们鲜有真正理解其哲学意义者,都认为这是《乐记》中的毫无学术价值的思想糟粕,应予以否定与批判,此类的观点俯拾皆是:“‘乐由天作,礼以地制’……是唯心的,把天看成有意志的宇宙精神。”[4] “《乐记》虽然从认识论的角度提出了某些有价值的观点,但它本身也存在着许多矛盾。比如,它一方面强调音乐与现实生活的密切关系,一方面又把音乐同某种有意志的‘天’‘神’联系起来。大谈音乐属于‘神’的范围而顺从‘天’的意志,(‘乐者敦和,率神而从天’),音乐是按照天的意志创作的(‘乐由天作’)。给音乐涂上一层超然物外的神秘色彩。借天道以说人事,不管它的本意如何,在思想上已陷入了唯心主义。……它显然受到了神学观念的影响。”[5]“《乐记》的作者受汉代官方宗教神秘主义哲学的影响,把‘礼’、‘乐’及其功能加以神秘化,使《乐记》在很多地方带上了神秘主义的色彩。”[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