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论述20世纪犹太神哲学中关系概念的发展和演化。马丁·布伯是20世纪犹太神哲学家的突出代表，他的对话哲学是对“关系”概念的最强有力诠释，所以本文以布伯的对话哲学为论述轴线。前后涉及赫尔曼·科恩、弗朗茨·罗森茨维格和伊曼努尔·莱维纳斯。在科恩看来，宗教始自个体的人与上帝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建立，他对“相互关系”（correlation）概念的发现开启了犹太哲学构造的新方法。罗森茨维格认为，尽管人不能知道上帝或世界的本质，但他可以进入与它们的关系中,也就是与它们的对话当中。这就是他提出的“新思维”（the new thinking）的意义所在。科恩的“相互关系”和罗森茨维格的“新思维”对布伯的对话哲学产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对话哲学贯穿了布伯思想的始终，他在《但以理》中就提出，在《我与你》中得到完整呈现的“我－你”和“我－它”两种态度始终清晰可辨，并表现出对“我－你”对话关系的强烈认同。莱维纳斯批评了布伯的“我－你”关系的“对称性”，认为“我”与他者的关系是不对称的，提出“绝对他者”的观念。


比起前二、三百年，20世纪的宗教观更加多元化，这一方面与文化现实的巨大变化有关，另一方面与人文研究的日趋深化有关。在刚过去的一百年间，宗教问题深受诸多人文科学的重视，许多著名的思想家从不同的领域出发，提出了大量新观点、新学说，使得人们越来越多地意识到宗教问题的重要性与复杂性。犹太教作为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古老的一神教，和其他宗教一样要面对20世纪提出的种种问题。而犹太民族作为一个与犹太教共存亡的民族，同样需要澄清在新情势下本民族的存在意义。
20世纪较为著名的犹太神哲学家有赫尔曼·科恩、弗朗茨·罗森茨维格、马丁·布伯、亚伯拉罕·J·海舍尔和摩迪凯·M·开普兰 等，马丁·布伯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一位，他的思想是20世纪犹太神哲学中的一个突出的、典型的组成部分。利文斯顿(James C. Livingston)曾经这样评价马丁·布伯：“马丁·布伯是20世纪最重要、肯定也是最有影响的犹太宗教哲学家。布伯对于现代思想，以及对于布鲁纳和蒂利希等基督教神学家的伟大贡献，是他的《我与你》一书（1923）。姑且不说事实上这个短语（我与你）已经成了一句成语，这本书不仅仅在神学中，而且在各门社会科学、心理疗法以及教育当中，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1923年，布伯发表了给他带来盛誉的《我与你》一书。在该书中，他区分了“我－你”和“我－它”两种关系，以诗意的语言呈现了他的“对话哲学”或曰“关系哲学”（philosophy of relation） 。布伯自称他的哲学是“非典型的”，没有体系的，他的生活就是他的哲学：

我必须再一次重申：我没有学说（teaching）。我只是指向（point to）某种东西。我指向实在性，我指向实在性中没有被看到和极少被注意到的东西。我拉着倾听我说话的人的手，带他到窗边。我打开窗户，指着窗外。
我没有学说，但是我进行谈话。

布伯的一生是对话的一生，对话哲学几乎是他所有活动的内在理论支撑。他积极参与文化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潜心研究犹太教哈西德主义，并与罗森茨维格合作翻译《希伯来圣经》 ，为复兴犹太民族及弘扬犹太文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可以说，文化复国运动是犹太民族传统和现实的对话；而哈西德主义主张进入迷狂状态，实现人和上帝的直接交流；《希伯来圣经》则是上帝和人的对话，对《希伯来圣经》的翻译就是与原文本在对话；人与人之间更是需要对话和交流，而这些对话本身就是一种关系。由此可见，“对话哲学”是布伯思想中最重要的部分。布伯的对话哲学是犹太教对现代性的回应之一种，对话哲学（philosophy of dialogue）已然回答了“犹太教是什么”的问题，即犹太教是处在传统－现代对话中的宗教，是处在与其他多元因素的关系中的宗教。
“对话”概念表明了宗教间乃至文化间所发生的可能性关系之一种，因而对“对话”概念作一个梳理就显得迫切而必要。由于在犹太哲学中，“对话”概念在布伯那里开始才有了成熟的呈现和清晰的表达，所以我以布伯的对话哲学为讨论的主线。在本文中，为了讨论的集中，我将论述的重点主要限制在布伯所属的20世纪犹太神哲学的语境之内。

一、澄清“对话”概念——布伯之前对话哲学的发展
对话（dialogue）和辩证法（dialectic）源于同一个希腊词根，意思是“论述”（discourse）。这个词根通常指柏拉图前期对话中所使用的方法，即苏格拉底式的通过讨论得出结论的哲学方法。柏拉图对于对话形式的分析被当作是辩证法的，但我们如果只是指对话本身，对话形式就是：起初对问题给出一个随意的解答，然后通过重复的诘问（criticism）和重构（reformulation）加强这个解答的说服力。
但布伯主要是在一种“我－你”关系的相互启示的意义上使用“对话”这个词的。布伯认为“我－你”关系与非人格的“我－它”关系不同，“我－你”关系应该从与他人和上帝的相遇中产生。他认为真正的人际关系是对话的，而不是操纵性的和实用性的。“相互性”是人之为人的根本。

两个存在物之间的本质关系（essential relationship）表明了存在的原初机会，并且这个机会进入到人存在的现象中。正是因为人进入了基本的相互性，他才被揭示为人；实际上，只有通过这个相互性，人才能有效地参与为他保留的存在。因而，“我”说出“你”就处在形成所有个人这个过程的源头。

在1965年版的《人际间》（Between Man and Man，1965）的后记中，布伯回顾了“对话原则的历史”。他认为对话观点首次是由雅各比（Friedrich Heinrich Jacobi）表达的。雅各比认为“我”和“你”是不可分离的，没有“你”，“我”就不可能存在：

这种观点首次得到表达是在雅各比写给一个不知名的人的信中。下面的一段话是从雅各比1781年写给拉瓦特（Lavater）的一封信中引用的：“我睁开眼睛，我竖起耳朵，我伸出手，同时感受到不可分离的我和你，你和我。”雅各比在他的“小册子”（‘Pamphlets’）之一中再次表达了这个观点：“所有确定性的源头是：你是和我是！”雅各比这个观点的成熟表达（1785）是：“没有你，我是不可能的。”

我们可以把雅各比的这个表述和费希特1797年所说的一段话加以比较，虽然两个人完全是在不同的语境说话。费希特说：“个人的意识必然伴随着另一个人的意识，伴随着一个‘你’的意识，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个人的意识才是可能的。” 我们可以看出这两个人都认为一个在者的存在依赖于另一个。
在半个世纪之后，费尔巴哈在雅各比的启发下，赋予人的“对话存在”以一个比较完整的哲学基础。费尔巴哈阐述了他对“我和你”的原初关系的观点。一开始，费尔巴哈只是接触到了“我和你”的初级形态，他认为世界的意识是通过“你”的意识向“我”传递的。进而，他说真实的“我”只是与一个“你”相对的“我”，后来他认为“我”和“你”的统一就是上帝。我们可以看出，费尔巴哈的表述并没有超出雅各比，但更糟糕的是费尔巴哈在后来的表述中，用人造的上帝代替了真正的上帝概念。

费尔巴哈显然被天才的灵感所掀起的巨浪淹没了，他关于“你”的必然性对“我的奥秘”所作出的表述对他具有最终有效性，他没有走得更远：“人对他自己而言是人（在通常意义上）——人和人——‘你’和‘我’的统一是上帝。”在这里，新的思维方式的立场有了坚实的立足点，但同时它也被一种糟糕的神秘主义的不确定性超越了，费尔巴哈在这种神秘主义中不能期望得到支持他的基础。费尔巴哈的这个表述有意无意地反驳了雅各比的基本观点，雅各比在那封信中，用尘世的“你”代表神圣的你，用同一个你称述上帝。对人类之你和神圣之你的这种联结，费尔巴哈做出的回应不是要求完全抛弃上帝概念，而是用人类学的人造上帝代替了上帝概念。他没有合乎逻辑地做出“我和你的统一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的结论，而是构建了一个伪神秘主义的结构（a pseudo-mystical construction），无论他本人还是他后来的人都不能为这个结构填充真正的内容。

后来克尔凯郭尔去除了这个“伪神秘主义的结构”，但他把人从周围环境中分离出来，认为个人以外的一切存在都是无个性的存在，它们不仅不能表现反而模糊了人与世界的牵涉。因此，为了揭示人的个性及其与世界的牵涉，应当撇开世界。总之，作为哲学出发点的只能是个人，是“单独者”。克尔凯郭尔强调人和上帝的对话，但忽视了人与人之间的对话。

克尔凯郭尔提出的“成为单独者”（the Single One）在严格意义上可被理解为最高本质关系的重要预设；因为上帝“需要单独者，上帝只和单独者交往，无论单独者是重要的还是不重要的，是尊贵的还是卑下的”。但这有一个根本的限制，即使这个限制不是基本的也是个事实。克尔凯郭尔确实要求人也要把他的同胞当作单独者，但与他的同胞的关系没有变成那种精确意义上的本质关系。无论克尔凯郭尔多么懂得宣扬对邻人的爱，单独者与同胞的关系也不会变成本质关系。当雅各比在那封信中报告他对于本质关系的迫切性时，他所用的词洋溢着感情：“心！爱！上帝！”因而，“他人”之“你”和上帝之“你”被放在一起，尽管这并不能完全避免一种模糊的混合带来的危险。克尔凯郭尔与雅各比形成鲜明对照，克尔凯郭尔存在主义思想中的人类之“你”永远不会成为神圣的“你”，有界限的永远不会变成无界限的。这种否定对后代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这个问题需要清醒、公正的斟酌和回应。因为人类之“你”和神圣之“你”之间突然出现的裂缝会导致对“我和你”的发现的误用。

布伯受到了克尔凯郭尔的启发，“在克尔凯郭尔早期作品中我们能找到布伯最重要的观念的萌芽：个人与上帝的直接关系，在这个关系中个人对上帝称述‘你’”。 不过布伯认为克尔凯郭尔使“我与你”的讨论陷入了误区。直到60年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科恩才恢复了雅各比的传统，重新探讨了人和人的对话关系，并提出了他的重要概念——相互关系（correlation）。科恩认为人和人的相互关系是包含在人和上帝的相互关系中的，相互关系的连接物是理性。在相互关系中，人不是神可以随意处置的玩偶，神也不是人类单纯信仰的对象，而这种相互关系只有通过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才能够实现。

由于对世界大战的经历，一种奇怪的要求思想公正地对待存在本身的渴望复苏了。这种渴望甚至攫住了系统思想家。重要的是，对“你”的观念的更新首先是由新康德主义思想家科恩完成的。1917－1918年冬天，科恩在去世前不久写了《源于犹太教的理性宗教》（1919）一书。科恩对“你”的表达可被归为雅各比一路的，因为我们在他的书中读到：“只有‘你’，只有对‘你’的发现，使‘我’意识到我的‘我’，‘你’提升了人格（personality），使它见到天日。”科恩的《源于犹太教的理性宗教》还明确讲到了以前的哲学没有表达的东西，它说任何上帝的交互关系，它们中间的“相互关系”（correlation）如果没有先前的人和人的关系就不会成为完整的，因为人和人的关系是包含在人和上帝的关系中的。

罗森茨维格是科恩的弟子，他认为启示是上帝与人的一种相互关系，也是一种对话。上帝追问人：你在哪里？人回答：我在这里。在这种追问与回答中，上帝与人也确立了一种相互关系。他的言谈哲学（philosophy of speech）认为“你”是一个被说出的东西。还值得一提的是，罗氏的《救赎之星》（The Star of Redemption，1923）已经基本上具有了原始的存在主义倾向，在他的论文《新思维》中，这种倾向表现得更为明显。

罗森茨维格把“你”理解为一个“口述”的你（a spoken one），为他的言谈哲学（philosophy of speech）的坚实具体性而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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