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又是深秋流初寒的天府之国，仍融流着浓浓的春意。一群曾经用青春托起世纪之梦的写作研究者们，接受了寨沟绿水青山的洗礼，经历了大黄山千年冰封的严峻，穿过都江堰的历史性喧哗，又聚集在这里--天府蓉城。十多年的岁月腐蚀，许许皱纹脸上，亮丽着的那一颗颗更加年青的心--再次碰撞在了一起，生命与智慧的光火，把一度沉寂的写作学术天地重新照了个通亮：在孤独中诞生，在压抑中成长的写作学科之舰，又将开始重振旗鼓，较正方向，向未来远航。然而，写作哲学的大海，能为这艘历经磨难的年青航舰提供畅通无阻的海面吗？
面对此，可能不再需要年青的狂热，而应该去寻求一种相对成熟的冷静！

寻找结论是为了更清醒的探讨原因
在人文学术的殿堂里，是没有写作学的。写作学的这种没有立足之地而又不得不存在下去的尴尬，在于它自身没有"学"和"问"。
当我们一触及到这一十分敏感的问题时，也就不得不去认真而严肃的思考和反省这样一个问题：即写作学到底有无"学"与"问"？
从理论上讲，写作学是应该有学问的，而且这种学问还是特别的博大精神深！
因为写作学是研究人类写作的创造性生成问题的学问。而写作的问题又是那样的普遍，那样的富有创造性，那样的具有深广的人性美丽！如果我们不持一种盲目的浅薄的话，可以说，人类的文化和人类的文明都融进了写作的特别功劳：人类的文化精神和文明创造都体现了写作的无穷魅力--文学创作通过写作，科学研究离不开写作，国家管理、社会治理、领域性工作等等，是绝对不可能没有写作的参与其中，就连日常生活也无处不需要写作的帮助，哪怕就是谈情说爱也需要以写作为其表达美好情感和真诚的爱意的手段和方式。因此，比较客观的来看，写作是人类生活的重要内容，是人间生活能够创造性表达自我的思考、探索问题的有力武器，是人间能够相互沟通、融融生存的重要方式，是创造人性美丽的基本手段。对如此具有人情味、人性味和创造性色彩的写作行为与现象的研究的学问--写作学，它绝不可能没有学问！恰恰相反，它是人间最了不起的、最博大精深的学问！
因为，从根本上讲，写作学应该是人学--是有关于人的心灵学和表达学，或者说是有关于人的心灵表达学。而有关于人的心灵的创造性生成和有关于人的心灵的美丽表达的学问--都不博大精深，世上还有哪一门学问算得上是博大精深呢？所以，学术界的"家"们以至于还来不及成为"家"的人们，认为写作无学，甚至于瞧不起写作学，鄙夷和嘲笑写作学，不愿意正视写作学的研究等等的行为与态度，从表面上看是一种自以为是的"门户"的"偏见"，但就其实质上讲，则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对人的无知，对人类创造行为的人本精神的无知。
理想的激情并不等于实践的成就。从这样一种较为客观的立场来看中国当代写作学的实际的建设探索，到底有无"学"与"问"呢？
回答无疑是肯定的。冷静地回顾写作学的当代建设史，不仅其有学问和成就，而且学问与成就斐然！
自1985年写作学诞生以来，从刘锡庆先生的"双重转化"到朱伯石先生的"三级飞跃"，再到金长民、林可夫的"三重转化"，可以说完成了写作的静态规律研究的奠基性工作。尔后，在此基础上，写作学的探索进入到了写作的动态规律的揭示，从颜纯钧先生的"写作行为"到马正平先生的"写作过程"，写作学探索进入到了一个更深的层次，写作学的学问从此获得了一种动态规律的奠基。正是这种有关于写作秘密的静态规律和动态规律的整体性奠基，才迎来了写作学界对写作的文化本质和人性规律的艰苦卓绝的探索，这一探索方向和这一探索成果，所体现出来的积极意义与价值，已经是大大的超过写作学本身--而具有了人文科学的整体性质。写作学对写作的文化本质和人性规律的探索：首先从王东成先生和陈果安先生的"人本主义写作学"、"写作主体论"开始，到颜纯钧的"写作准备状态"，再到马正平先生的"写作文化"以及后来由他提出并致力于探讨的"写作文化学"，以及由陈果安先生提出"写作的大技巧"到后来马正先生对写作大技巧的潜心研究，写作学研究终于迈出了狭隘的、浅表的探讨写作规律的思维模式，而初步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写作学思维蓝图的描绘。这方面的最杰出的理论成果是马正平先生的五卷本《写的智慧》(1995年版)。
与此同时，对人类写作的生态规律和人性动力的探索也紧密鼓的登台，这一标志就是林可夫先生高瞻远瞩地提出了"写作哲学"，紧接着王东成先生和阿果安先生率先出了"人本主义写作学"，从宏观上开辟了写作研究应以"人为本体"、以"写作主体的精神、心灵、情感建构为方向"的道路；随后，马正平先生通过对写作文化的研究而进入到对人类"写作秩序"的哲学探讨。
与此同时，唐代兴开始了"写作的形式化"、"生存理性写作哲学"、"写作语言的生态化"和"写作教育论"的研究；张伟德先生随后展开了对写作的"书写本体论"的探索，由此，激发唐代兴展开了对写作的人类起源的思考，而把写作研究的笔触伸向了"人类生存书写与被书写"的领域，打开了写作与人类生存创化之间的秘密通道--而展开了对人类生存行为动力的艰苦探索：其其积极的思维成果就是"生存语义场"和"生态化综合的思维方法与思想方法"，其理论成果是《人类书写论》（1991年版）、《作家哲学论》（1991年版）、《语义场导论--人类行为动力研究》（1998年版）。
这种种对人类写作的生态规律和人性动力的探索成果，必然激励写作学研究走向对写作问题的深度探讨，这一探讨的现实成果同时展开为高楠先生的"写作思维场"，马正平先生的"写作控制场"，唐代兴的"写作语义场"。一种以"场"的观点来观照写作的深层次的思维本质和情感运行规律，把写作学探索引向了具有完整人性学（即人性的心灵表达学）的境界。
从写作学在短短的十几年的发展实绩来看，写作学的学问的博大精深已经得到了初步的实践上的证明。并且，从写作学的已有研究成果看，写作学所开辟人文研究道路所体现出来的深度和广度，是目前其它所有人文科学都不能望其项背的。因此，说写作学无学或者嘲笑写作学的无学，无论是从理论上讲，还是从实践上讲，都是不公正的学术看待。
当我们从写作学的应有之义和现有实绩这两方面来看，目前学术的王国不承认写作学，学术界还来不及认同写作学研究者们的艰辛付出--这样一种普遍的甚至有些叫人目不忍睹的现状，确实存在着"门户"的"偏见"。这种"门户"之见，至少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前整个学术视野的落后。
然而，如果我们从写作学建设自身角度来看，至少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导致了它目前的尴尬局面，那就是：写作学的研究者们至今还没有获得一种完全属于自己的话语背景，和为了得以立足于学术之林而自如地运用经过15年的艰辛探索而积累起来的广阔而深厚的知识资源基础--的能力。由于这样一种缺乏，写作学的研究一直都处于一种无自己的广阔话语舞台的前历史时期。20世纪的写作学的悲壮生存语义，也许应该从这里开始去探微！
写作学之所以到目前为止还处于一种研究的前学科状态，还在于写作学界的这一批批研究者们从整体上体现一种知识准备不足而又自为是的状态中。在这样一种较为普遍的学术心态氛围的笼罩下，写作学研究又从整体上显现出这样一种倾向：即错误的把科学主义的主流话语当成了写作研究的人学话语。这样的结果是：一旦把科学主义的主流话语做为写作研究的话语舞台时，写作学也就成了各种科学方法论的明证场所。
其实，我这样讲，并没有丝毫贬低所有的写作学研究者的意思，也不是为了别有用心的来否定过去的种种成果。因为，过去了的岁月始终是我们自己经历出来的。否定过去是一种愚蠢；但也不能过于的去拔高过去，拔高过去却是一种浅薄！
学术探索，学科建设，需要一种整体的力量的推进。然而，写作学建设却在整体上显现出一种以"无学"去躁动"学"的倾向，确实是有些令学界啼笑皆非。在白手创业去通过创造性积累应有的学科知识资源基础和哲学背景来建设写作学科的情况下，要创造出属于写作学自己的、并且能够迅速得到学术王国的认同的学术话语舞台，这确实异常艰难。对这种艰难局面的突破，不仅需要整体的勇气和先锋队的贡献，而且更需要写作学界的整体力量与智慧的创新与提高。然而，实事求是的讲，时至目前为止，写作学界所从根本上缺乏的恰恰就是这种整体性力量与智慧的创新精神与提高品格！
因此，从这个角度看，学术界不承认写作学，不仅在于学术界的"门户"之见，而且也还有写作学界整体意义上的自我无能。或者换句话，写作学界的整体状况最为直观的导致了学术界对写作学的不屑一瞥。

回顾只是为了更好的创造新生
一门新学科的创建，是需要有自己的知识资源基础和应有的哲学背景的。写作学作为一门新生的人文学科，它的应有学科知识资源基础和其哲学背景应该从哪里吸取？回答只有一个，那就是靠自己去创建与积累！
如果说，在15年前，写作学没有建立其博大精深的人学学科地位，是因为没有其应有的哲学背景和学科知识资源基础--这个责任应该由历史来负的话。那么，15年以后的今天，写作学界从整体上对通过两代人的努力而初步创建起来的哲学背景和学科知识资源基础予以冷落、淡漠、甚至于有意无意的抛弃--从而导致写作学学科建设停止不前，在其学科探索的深度和广度的前沿上失去了主力军，那么这个延缓了写作学建设进程的"历史责任"就应该由写作学界自己来承担了。
1985年中国写作学会正式成立，写作学的学科建设的战斗由此拉开了序幕。但一个较为严峻的事实是，写作学的学科建设要能够卓有成效，必须要有其哲学背景和理论资源基础，刚刚被做为"学"而提出来的写作学，却什么都没有，这是一种先天不足的缺陷。因而，写作学在创建其学科的过程中必须补课--即必须补上无哲学背景和无知识资源基础的这一课。在当时，这种意识就已经产生了，然而，这种高瞻远瞩的学科认识却并没有引来写作学界的普遍认同，以至于不得不使写作学学科建设至今仍然处于一种前学科话语状态。当我们现在来重新反观这一现象时，也就不得不沉重于那些不能随随便便在记忆中抹去的日子。于是，下面的这些日子也就值得我们去再提及再品味。
1986年，是不可能忘记的一年。因为这一年的烟台会议，林可夫先生提出了"写作哲学"的话题，写作学学科建立的补课意识与写作学学科建设意识相同步产生。这对写作学界来讲，是一件多么激动人心的事情啊！
1988年，是一个值得纪念的一年。它之所以值得纪念，不仅在于"写作文化"问题正式纳入了写作研究的视野；还因为这一年，"人本主义写作学"研究方向得到了正面的确立；更在于这一年的乐山会议一下子就产生了六篇有关于专门研究写作哲学的学术论文（即任遂虎的《写作价值论》；邹平的《反规范：现代写作学的哲学基础》；马正平的《再论写作文化--兼论写作哲学》；唐代兴的《写作哲学：从作者的角度看》、《写作哲学和写作文化》、《人是形式化的动物--来自写作哲学研究的报告》），由于这六篇论文，写作学学科建设的哲学背景意识和写作学学科建设的资源基础意识在此次会议上得到了普遍的共识。也正因为如此，在这次会议上，"写作哲学"由日常性话语正式变成了一种极其严肃的学术话语。从此，"写作哲学"不仅成了乐山会议的"又一个热门话题"（见乐山会议《纪要》原始文本），而且也成了后来写作学科研究的重要课题。
1990年，应该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年代。这一年的南充会议，对写作学的学科建设的哲学背景和学科知识资源基础建设的共识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哲学思想者张伟德先生加盟写作哲学的研究，应该算是写作学学科发展中的一件大事。他向这次会议提交的《在实践的极限处：从哲学的观点看写作》和《当代写作学的方向--一种关于"大写作学"的释义学论略》把写作学的学科建设的哲学背景建设提到一个更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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