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泽东的晚年，他到底把自己看成一个什么人？如果让人们选择，大概很多人会在“秦始皇”这个名字下打钩。但尼克松可能不这么想。１９７２年２月，为准备中美关系的那次“破冰之旅”，据说，尼克松早早就作了很充分的准备。作为这个世界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他建议，与毛泽东的会谈最好是富有哲学意味的。但令他意外的是，２月２１日他们见面的时候，毛泽东一开口就自称是“土匪”！并开门见山地提出了“台湾问题”。给装满了一肚子“哲学”的尼克松来了个措手不及。自己怎么会被这个“造反派”“玩”了一把？尼克松到了可能也没有想到，或许是他的外交部资料库里，少了一件中国“国宝”？而在此之前，据毛泽东的图书管理员回忆，１９７２年２月１日，毛泽东正好点名要看《水浒》……。
　　究竟毛泽东从《水浒》得到了什么启示，外人不得而知。但我们已经知道，他直到死，一直把这本书放在自己的身边。而且在离开这个世界前，发动了一场以它为中心的世界最大规模的“书评活动”。
　　毛泽东在这场批评活动中留下的“名言”是，“《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难道政权到手的他，不是把自己看作皇帝吗？……
　　半部《水浒》打天下
　　在毛泽东的读书评语中，《水浒》是一部政治小说。
　　毛泽东的一生，都没有离开过这本书。
　　
　　我们现在可以知道的，他最早的读《水浒》记载，出自毛泽东自己的自述。在１９３６年，他同美国记者斯诺说：
　　“我读过经书，可是并不喜欢经书。我爱看的是中国古代的传奇小说，特别是其

中关于造反的故事。我读过《岳传》、《水浒传》、《隋唐演义》、《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等。那是在我还很年轻的时候瞒着老师读的。老师憎恨这些禁书，并把他们说成是邪书。我经常在学校里读这些书，老师走过来的时候（我）就用一本经书把它们盖住。大多数同学也都是这样做的。许多故事，我们几乎可以背出来，而且反复讨论过许多次。关于这些故事，我们比村里的老人们知道得还要多些。他们也喜欢这些故事，而且经常和我们互相讲述。（《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谈话》，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版，第８─９页）
　　他还说：“我认为这些书对我的影响大概很大，因为这些书是在易受感染的年龄里读的。”在他主持新民学会期间，还曾建议同学会友读一读《水浒》。（同上，第７３─７４页）
　　在从事农民运动时，书籍奇缺，但他仍不放过每次“打土豪”和搜集“战利品”的机会寻找这本书。据毛泽东的机要秘书黄凤友回忆，在长征路上，有一次部队打下了一座县城，毛泽东万事不作，仍然是急着要找一本《水浒》：“……我们进驻了一个地主庄园。战士们高兴地聚在一起，用歌声驱赶着整日行军的疲劳。这时毛主席走了过来，只见他环顾一下院子四周，把警卫员叫到跟前说：‘小鬼，这家人看来蛮富有，你四处走走，看能不能找到本《水浒》来，我想用用。’”结果，那个战士给他找来一个大水壶，令此事在红军中传为笑谈。（载《毛泽东机要秘书的回忆》，《党史文汇》１９８６年第３期）在这方面，与毛泽东有同好的，是陈毅。
　　在“大革命”高潮中，毛泽东说农民的“造反有理”，因为这是“逼出来的”，“凡是反抗最有力，乱子闹最大的地方，都是主豪劣绅、不法地主为恶最甚的地方”。
　　此外，毛泽东还经常引用《水浒》典故和人物，处理日常工作。比如，他把红军游击队里工作方法简单、作风粗暴的人称为“李逵式的官长”。１９３９年７月毛泽东在陕北公学做题为《三个法宝》的演讲时称：自己带队伍上井冈山是“没法子，被逼上梁山”。
　　在延安给斯大林祝寿的时候，毛泽东还把马克思主义的道理，概括为一句极简单的话，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这种“中国的具体实际”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经典，在以后的“文化大革命”中，再次被运用发挥到极至。
　　同时，他还以《水浒》的经验、教训与他的革命相参照。１９３９年１２月，毛泽东就这样评价农民起义：“只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样，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毛泽东选集》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６月版，第６２５页）
　　１９４５年４月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更是系统地总结《水浒》，他说：“我们有饭大家吃，有敌人大家打，发饷是没有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还实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七搞八搞便成了正果。……《水浒》里梁山泊就实行了这个政策，他们的内部政治工作相当好。但也有毛病，他们里面有大地主大土豪没有整风，那个卢俊义是逼上去的，是命令主义强迫人家上梁山。因为他不是自愿的，后来还是反革命了。”
　　直到建国后毛泽东还颇有感触，说：革命家是怎样造就出来的呢？他们不是开始就成为革命者的，他们是被反动派逼出来的。我原先是湖南省的一个小学教员，我是被逼迫这样的。反动派杀死了很多人民。最后他借用《水浒》的故事归纳成一句话：“每个造反者都是被逼上梁山的。”（１９６４年１月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转引自《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１９８６年第６期５８页）
　　以上我们可以看出，《水浒》对于毛泽东来说，第一是启蒙的“基本读物”；第二是征战的“经常伴侣”；第三是革命的“实用指南”，它宣扬的“替天行道”、“造反有理”的思想，可为其革命提供“合法性”依据；它记述的“逼上梁山”的情节，形象地解释了其道路选择的原因；它主张“劫富济贫”的思想，可作为动员人民，指导革命的纲领；它传授的历代农民造反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可作为革命的借鉴。
　　不仅如此，在他的个人生活中，《水浒》还是一个决不含糊的“媒介”。据《贺子珍的路》的作者王行娟记载，在井冈山寒冷的冬夜，毛泽东与秘书贺子珍海阔天空的议论中，《水浒》就是一个话题。尽管作为一个女人，贺子珍不喜欢《红楼梦》令毛泽东有点遗憾，但她和毛泽东一样，也很喜欢《水浒》。（作家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贺子珍之后，江青受到毛泽东的关注，直接原因也是因为她出色地表演了《水浒》故事《打渔杀家》。毛泽东看后，给延安平剧院的编导们写了那封热情洋溢的信：
　　“看了你们的戏，你们做了很好的工作，我向你们致谢，并请代向演员同志们致谢！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你们这个开端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我想到这一点就十分高兴。”　　治国经纬赖《水浒》
　　中共建国以后，毛泽东在中南海丰泽园的书房里、卧室的书柜里一直放有几本不同版本的《水浒》。据逄先知记载，１９６４年８月，毛泽东在北戴河的时候，还要过《金圣叹批改水浒传》。到了７０年代，他们先后又送过１２种不同版本的《水浒》。依照当时登记的顺序，这１２种不同版本的《水浒传》是：
　　《金圣叹批改水浒传》上海中华书局１９３４年影印，１─２４册
　　《水浒传》顺治丁酉冬刻本，１─２０册
　　《全像绘图评注水浒全传》上海扫叶山房１９２４年版，１─１２册
　　《五才子水浒传》上海同文书局版，１─１６册
　　《水浒》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版上、下册
　　《明容与堂刻水浒传》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５年版，１─４册
　　《明容与堂刻水浒传》上海中华书局１９６６年版，１─２０册
　　《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中华书局１９７５年影印，１─８册
　　《水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７５年影印，１─１００册
　　《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中华书局１９７５年影印，１─３２册
　　《水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７５年版，上、中、下册
　　《水浒全传》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５年版，上、中、下册
　　以上不同版本的《水浒》，后来一直放在他的书房里。其中李贽作序的《明容与堂刻水浒传》（线装大字本１─２０册）和金圣叹评点过的《第五才子书水浒传》，是使用频率最高的版本。１９７５年８月，他发动“评水浒”运动之后，还指名要看“李本”。
　　与战争年代一样，建国以后的毛泽东需要《水浒》，同样因为它能够为他的“内部整合”、“反修防修”和“继续革命”提供经验。
　　譬如，毛泽东从《水浒》学到了要警惕“腐败”，以及如何处理共产党队伍中的“山头主义”的问题。据薄一波回忆：
　　“我就听过毛泽东同志介绍说：《水浒》要当作一部政治书看。它描写的是北宋末年的社会情况。中央政府腐败，群众就一定会起来革命。当时农民聚义，群雄割据。占据了好多山头，如清风山、桃花山、二龙山等，最后汇集到梁山泊，建立了一支武装，抵抗官兵。这支队伍，来自各个山头，但是统帅得好。他从这里引伸出我们领导革命也要从认识山头，承认山头，照顾山头，到消灭山头，克服山头主义。”（《回忆片断》，《人民日报》１９８１年１２月２６日）
　　１９５５年１０月，在七届六中全会上，谈到犯错误的干部时，毛泽东说：“我想只有两条：一条，他本人愿意革命；再一条，别人也要准许他继续革命。……我们不要当《阿Ｑ正传》上的假洋鬼子，他不准阿Ｑ革命；也不要当《水浒传》上的白衣秀士王伦，他也是不准人家革命。凡是不准人家革命，那是很危险的。白衣秀士王伦不准人家革命，结果把自己的命革掉了。”（《毛泽东选集》第５卷，第２０７页）
　　在毛泽东的晚年，《水浒》更是他意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思维拐杖。在林彪事件、陈毅逝世等“重大历史事件”前后，《水浒》都是他不可缺少的朋友。在谈到“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这个话题时，毛泽东再次谈到了“三打祝家庄”：
　　“《水浒传》上的祝家庄，两次都打不进去，第三次打进去了，因为搞了木马计。有一批人假装合作打宋江，祝家庄便欢迎得很，……革命没有内部变化是不行的。中国的三打祝家庄，外国的新木马计，都是这样。单单采取合法斗争这一形式就不行。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一打、二打，为什么打不进去，《水浒传》的作者写得非常好，写得完全符合事实。我们对敌人如此，敌人对我们也是如此。”（《毛泽东与文艺传统》，第１６１─１６２页）
　　──这些，都是毛泽东自居“造反者”继承人，从他的先辈那里吸取教训的“铁证”。
　　但是，论证并没有完结，因为我们还可以举出许多“反证”：毛泽东不仅喜欢看《水浒》，谈《水浒》，而且同时也喜欢看《三国》、《红楼》、《孙子兵法》，借用其经验和文学形象进行比喻的例子也不在少数。更何况，一部优秀文学作品，各阶层的读者均有，喜爱者未必都是“造反者”。
　　敏锐的读者在上文的叙述中或许也找到了反证：当时，陈毅和毛泽东每打下一座地主庄园就要找书看，说明《水浒》不仅造反的农民领袖爱看，革命的“对象”也爱看。那个小警卫员只知“水壶”，不知《水浒》，说明贫穷人家的孩子能读到《水浒》的并不多。
　　的确，仅仅从传播和收藏来看，并不能说明毛泽东的本质。
　　《水浒》传播的各种动力
　　
　　根据文学史研究资料，我们知道，民间流传的“水浒”最早的小说蓝本是《大宋宣和遗事》。从这个“蓝本”到明洪武初年初具今日规模的“罗本”（罗贯中的一百回本），前后历经二百五十年。明代嘉靖时，郭武定（武定侯，郭勋）“重刻其书”，形成了后来人们所说的“郭本”。由于“郭本”删去了“罗本”各卷之首的“致语”，加之此后一段时间民间“村学究”五花八门的抄本大乱于世，不仅对原本有所“损益”，而且附会了不少“赭豹之文”、“画蛇之足”，所以，为了正本清源，汪道昆决定再次“重刻”（元·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卷首，明万历十七年原刻，清康熙五年石渠阁补修本），形成人们今日所说“汪本”。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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