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勃兴于20世纪的中国现当代启蒙文学有两次令人眩目的高潮：一次在 “五四”文学革命时期，一次在80年代的新时期。它们以自己突出的个性解 放、人格平等、精神自由与思想独立的崭新观念给中国现当代文学带来过辉煌 的历史。遗憾的是，这两次高潮持续的时间都不长。始于“五四”文学革命的 启蒙文学，在20年代中期就受到严重挫折，到20年代末已是偏离了时代主 潮；始于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启蒙文学，到80年代中期又受到多方严厉的质疑，至80年代末也被迫走向边缘。

　　如果把“五四”启蒙文学与新时期启蒙文学简单作一比较，就会发现 一些令人深思的现象：二者产生的文化心理氛围如此相同，走的路向却截 然相反，而归宿又是惊人的一致。“五四”启蒙文学与新时期启蒙文学 都是在一种浓厚沉重的民族忧患意识中产生的。虽然从社会政治的层面来 看，两个时期的人们所处的历史环境、所面临的具体历史任务已有了极 大的不同：前者处于国破山河难保的民族危机中，人们侧重的是反抗外敌 的侵略压迫和清除自身的封建生产关系，渴望的是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人民共和国；后者处于全球性综合国力的 激烈竞争中，人们侧重的是大规模的经济文化建设，渴望的是早日建成一个“民主、文明、富强”的现代化新中国。但从文化的心理层面来看，两个时期又 有一致的地方，这就是救亡图存求发展的民族危机感和急于摆脱愚昧、贫穷、 落后的紧迫感。正是这种一致性，决定了两个时期的启蒙文学都具有浓厚的功 利性，而这种浓厚的功利性又是决定两个时期的启蒙文学不同走向的一个重要 因素。众所周知，“五四”启蒙文学是以整体上反对封建历史的吃人文化为起点 的，它着眼于“立人”，着力于“改造国民性”，希望通过思想启蒙来创造“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1]但在日益激烈的阶级矛盾和民族危机面前， 这场以个性解放、思想自由为中心，以思想文化层面的变革为基本特征的启蒙文学很快就转向了以阶级斗争和集体主义为中心，以社会政治层面的变革 为基本特征的革命文学。它的变化趋势是由思想启蒙到政治革命，由文明 批评到社会批评。新时期启蒙文学是以揭示伤痕、批判“文革”、反思 历史为起点的。与“五四”启蒙文学不同的是，它一开始就带有鲜明的政治批判色彩。而后又是随着激烈的政治性争议，在努力摆脱政治批判模式 的过程中显示出其思想启蒙的特点。但它在摆脱政治批判模式之后，同时也就 失去了昔日的“轰动效应”，终于迅速地让位于纯文学的探索和通俗文学的侵 占，自己无可奈何地退居边缘。

二

　　中国现当代启蒙文学为什么会如此大起大落？两个典型时期的启蒙文学为何会殊途同归？从中国现当代启蒙文学产生和发展的现实环境来看，它既没 有产生的坚实社会基础，又缺乏发展的补救条件。　我们论说“五四”启蒙文学，总是以“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潮起潮落来表达它高潮时犀利的批判锋芒和落潮 时苦闷的彷徨心态。说起“五四”启蒙文学，我们很自然会想到狂人的那个伟大的发现，忘不了狂人那声洞穿历史、震撼后人的呐喊。可是，同样令我们难以忘记的，又是“五四”高潮过后，鲁迅内心的“反抗绝望”的彷徨，使他“落 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2] 的孤独的身影。“五四”启蒙作家的这种巨大的反差说明了什么呢？我以为至少说明了当时全面创造启蒙文学的历史条件并不成熟。其实，对这一点，当时许多启蒙作家都有着清醒的认识。胡适思考变革中国文学多年，但他把自己深思熟虑的思想变成文字时，还是那么小心翼翼地称之为“文学改良刍议”。他在《老鸦》一诗中，甚至把自己比作一只遭人嫌厌的老鸦，在“大清早”向世人宣讲“不中听”、“不吉利”的真理。至于鲁迅在开始启蒙文学创作之前说到的那个著名的“铁屋子” 的隐喻，更是充满着对启蒙前途的忧虑。具体说来，可以从这么几个大的方 面来看。第一，政治方面，辛亥革命赶走了皇帝，结束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但民主自由的思想远没有深入人心。接着来的有袁世凯称帝，有张勋复辟，更有各霸一方的大小军阀在做着事实上的“土皇帝”。甚至连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对民主与自由也是持保留态度的。孙中山当然不能与上列人物相提并论，他并不是反对民主和自由。但他认为民主和自由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在当 时的中国，还不能够实行。他说，“万不可”将自由“用到个人上去”，“如果用 到个人，就成一片散沙”。[3]孙中山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在一个绝大多数人都想当“皇帝”，连一无所有的阿q都在做着宰割别人的革命梦的国度里，启蒙的政治条件显然是不成熟的。第二，经济方面，当时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虽有发展但力量还太弱小，封建经济仍占着绝对的优势。中国的许多民族资本家是从封建官僚和地主转化而来，他们与封建经济天然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使得本来弱小的民族资产阶级又得大打折扣。“五四”启蒙文学中几乎没有作品着力塑造民族资本家形象，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了人们对这一阶层的忽视。而且，当时国民的贫富悬殊太大，极少数富人与绝大多数穷人的尖锐对立，显然也是不适宜启蒙文学的发展的。第三，文化 方面，中国社会长期的专制性和封闭性，使得国人对国门以外的人类文明成 果知之甚少。“五四”启蒙文学与西方启蒙文学的一个重要的不同点，就在于它 没有一个延续了几百年的文艺复兴运动为其铺路。当时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 命派在破天荒地变革现实的政治、经济关系时先后都遭到了严重的挫折，不得 已才选择文化领域作为新的突破口。他们的眼光盯住了西方，希望用西方的异 质文化来改造国民的灵魂。他们的这种努力直接导致了“五四”启蒙文学的诞 生。但中国与世界隔绝得太久了，一旦打开了国门，西方文化就像潮水一样携 带各种古典的、现代的思想蜂拥而至。这种几年之内就把西方几百年的历史重 演了一遍的文化现象是封闭落后的国家在初开国门时出现的独特现象。显然， 这样眼花缭乱的异质文化在短时期内是缺乏基础，难以生根的。所以，以鲁迅 的“立人”思想为核心的“五四”启蒙文学虽然横空出世，光耀一时，但毕竟 是空谷足音，难以持久，很快就发生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 [4]的分化。

　　不过，问题的症结还不仅在此。如果仅仅是基础薄弱，难以接受新奇而匆匆的异质文化，那我们还可以通过持续不断地引进、学习、宣传和创 造来充实这个基础。历史上通过先进文化的倡导而导致国家经济文化进步的例子比比皆是，如近代的德国、日本、俄罗斯等。问题是，当时中华民族屡遭外敌的欺凌甚至是大规模入侵，民族危机越来越严重；国内民众的贫富差距拉 大，阶级斗争越来越激烈。在此“风沙扑面，狼虎成群” [5]的年代，中国的民族工业发展缓慢，政治体制变革步履艰难，先进文化的倡导遭遇重重障碍。尤其是，绝大多数“五四”启蒙作家面对矛盾重重的现实自愿放弃启蒙的努力， 自觉承担起政治批判的责任。这些都使得本来就根基不深的“五四”启蒙文学 失去了进一步发展的补救条件。

　　新时期启蒙文学也是如此。新时期的中国与“五四”时期的中国自然 不可同日而语，但在启蒙文学产生与发展的基本条件的不成熟方面却有相似 的地方。刚刚结束“文革”的政治现实，还留有明显的“文革”思维 惯性。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使得经济发展缺乏活力，私营经济极度不 发达。而长时间的再度封闭，又使中国与西方的差距越拉越大。在这样特 定的历史复苏期，有许多人是既痛恨“文革”，又往往习惯地沿用“文革”的思维；既向往民主，又常常自觉地制造和维护新的个人崇拜；既 羡慕西方的物质文明，又害怕西方的思想文化；既认识到反封建的重要性，又不愿意放弃特权（包括目前没有特权而向往特权者）；既反对残害生命，又不尊重个体生命的根本权益。就是在这种种极度矛盾的心态中，一部分清醒的知识分子接续了中断已久的“五四”启蒙传统。他们把眼光再次投向了西方，借改革开放的春风，大量翻译介绍西方的学术、文化思想。“五四”时期那种几年之内就把西方几百年的历史重演一遍的奇特现象在80年代的中国再度出现。这些构成了新时期启蒙文学产生的一个重要导因。很显然，这种导因与“五四”启蒙文学产生的导因是极为相似的。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新时期没有产生鲁迅那样杰出的作家，也没有产生《狂人日记》、《阿q正传》那样杰出的作品。但在“人道主义与异 化问题”、“文学的主体性”及“寻根”等理论的倡导与论争中，也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启蒙作品。只是，它的好景不长。因为现实生活中先后进行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也并没有为启蒙文学的发展提供补救条件。经济体制改革在农村获得了成功，在城镇却遇到了极大的障碍。商品经济的发展因为没有成熟的市场而受到极大的限制。甚至在整个80年代，都未能提 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概念。至于政治体制改革，更是在维护 稳定的前提下，只是在局部做了点滴的试验，离改革的目标相差更远。没有市场的经济是不完善的经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竞争主体，也就不可能有持久的平等与自由的追求。政治体制改革之所以能够“滞后”，也从另一角度说明了经济体制改革还远未达到公平竞争的水平。新时期启蒙文 学是西方文化的倡导与中国共产党的“拨乱反正”要求相吻合而催生的，有着浓厚的政治批判色彩。不久这种吻合就出现了分歧。启蒙文学倔强地 要摆脱政治依附来呈现出自身启蒙的独立价值，但因其本身缺乏存在的基 础，在脱离政治依附之后就只有走向边缘了。三

　　如前所述，中国现当代启蒙文学取的是理论先导、文化先行的模式，是国人睁眼看世界后，主要以西方文学为参照而创造出来的。近来不少学人从中国文学发展的内因方面来探求中国启蒙文学产生的根据，这种工作很有益处。但我认为，无论从哪方面来看，都无法动摇中国现当代启蒙文学主要是受西方 文学的影响而诞生，也是以西方文学的价值为主导这样一个公认的也是符合事 实的结论。所以，中国现当代启蒙文学屡遭挫折，除了中国现实的条件不成熟之外，还与西方文学这个重要的参照物有着密切的关系。西方文学源远流长。中国现当代启蒙文学拿来作为参照的，主要是西方启蒙主义文学和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这些文学在西方已是历史的陈迹，它们极力倡导的理性批判精神已受 到以尼采、叔本华、柏格森等人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思想的尖锐质疑，受到蓬勃兴起的现代主义文学的强有力挑战。这种质疑与挑战使得在西方启蒙主义运 动中建立起来的理性传统开始动摇。虽然理性与非理性，关注的都是人的问 题，都还属于自文艺复兴运动以来人文主义思想的范畴。对人的非理性因素的发现和强调，其实是对人性认识的一种深化。但是，当理性与非理性作为一个矛盾体呈现出它对立的一面的时候，它对于生活在中国这样一个缺乏人文主义思想传统的国度里，又急欲高举启蒙主义大旗的一群先进知识分子的影响是复 杂的，其间渗透着许多对立性因素。这种对立性因素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起着 消解启蒙的作用。具体表现在：第一，启蒙文学是为宣传自己的启蒙主张服务 的，但中国现当代启蒙文学作者大多对自己所宣传的启蒙理论持有不同程度的 怀疑。有的怀疑理论本身，有的怀疑理论的可行性。比如，中国现当代启蒙文 学一贯强调民主与科学，陈独秀甚至说：“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 政府的迫压，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6]因为“这两位先生”是被西方历史证明了的医治封建专制与愚昧的良药。一般性地肯定民主与科学，这在中国现当代启蒙作家中是没 有异议的，但问题远没有这么简单。放眼西方存在的弊病，正视中国冥顽不化 的专制现实，中国的启蒙先驱者们对于民主与科学就具有了自己各具特色的理解。鲁迅认为，19世纪的欧洲文明的流弊是个人被集体抹杀，主观精神被物质 生活所淹没。有趣的是，胡适是全盘西化（或称“充分世界化”）的积极倡导者，他在理论上并没有对西方的民主与科学提出质疑，但他从自己“一点一滴”的 改良主义出发，在实际行动上却热衷于与“那些腐臭的人去周旋”。[7]他送《胡适文存》给溥仪。溥仪召见时，他居然还“称他皇上”。许多启蒙文学 作家、理论家一方面坚持民主与科学的精神，一方面又对民主的含义，科学的功能产生了歧义。伤痕、反思、改革以至寻根文学的一部分，都对专制与愚昧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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