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族志是文化人类学研究中的一种通行做法，在国外传播研究中，最近20多年来不断有学者进行这方面的尝试。中文传播研究文献中有少量介绍介绍民族志的文章，但采用民族志进行传播研究的成果还不多见。基于研学过程中对此进行过的尝试，归结了对民族志本身的理论内涵以及在操作层面上的某些问题的一些理解。并在对民族志之于传播研究的有关问题进行耙梳的同时，结合个人研学体会，顺便对实践层面的问题进行粗浅探讨。

[关键词]：民族志 传播研究 实践话语

Abstract: ethnography is an usual method of culture anthropology research. In foreign research, many scholars have taking attempt in this area for recent 20 years. There are a few articles introduced ethnography in Chinese communication research documentaries, but few research is used the method of ethnography. I have concerned a little during my research which could be considered as mature experience. Besides, during the attempting, I also found some immature understanding to the theory connotation and operation issues. The thesis tried to have discussed to empirical issues as the same time as combing the relevant issues on ethnography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with personal experience.

Keywords: Ethnography, Communication Research, Empirical Language

“民族志”（ethnography）源于文化人类学中对异民族文化的考察时创造出的一种方法类型。它不是一种具体的方法，而是一种方法类型，或者说是一种研究视角。

英国文化研究的诸多经典成果，或多或少地采用了这样方法类型。“民族志是英国文化研究中最具有特色的方法之一”〔1〕(25)。最早的，或许是霍加特的《文化的用途》，接下来有威利斯的《学习劳动》。就大众传播媒介研究中使用“民族志”而言，莫利（David Morley）的《电视，观众与文化研究》（Television, Audience & Culture Studies）对此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介绍、论述。从一些有限的资料来看，民族志在文化研究中应该是较为普遍被使用的，如莫利引用别人的说法时提到的——“诚如罗尔（Lull）的观察，最近几年，‘方志学’[1] 这样的字眼在阅听人研究领域内，已经变成图腾。霎那间，人人都是方志学家。”〔2〕(285-286)但是就国内文化研究以及传播研究而言，使用民族志来进行的还不多见。本文结合个人的研究体会，主要从操作层面出发，对相关理论层面的问题进行介绍、解释。

一、“民族志”的由来以及在传播学研究中的借用

一般来看，“民族志”(ethnography)这一研究方法肇始于20世纪初文化人类学对异民族文化的考察，马凌诺斯基（Bronislaw Kaspar Malinovski,1884-1942）所创造的“参与观察法”是这一方法体系的核心内容之一。这一点，应该是没有太大的疑问的。马氏在1922年出版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一书的导论中，虽未对这一方法概念进行完整、规范的表述，但是他对这种方法原则性的三条归纳却是切中要害的，即：

首先，学者理所当然必须怀有科学的目标，明了现代民族志的价值与准则；其次，他应当具备良好的工作条件，主要是指完全生活在土著人当中无须白人介入；最后，他得使用一些特殊的方法来搜索、处理和核实他的证据。〔3〕(4)

在这三条原则中，第二条是前提，马氏把它称作是“居住在土著的茅屋里，和土著‘保持接触’机制”，他并且说道：“偶尔钻进土著和真正地同他们接触相比是全然不同的。后者意味着什么呢？就民族志者方面而言，它意味着他的生活就在村落中，开始是位稀客，有时不大愉快，有时则饶有兴味，不久就采用相当自然的方针与环境非常协调地融为一体了”〔3〕(5)。在有了这一良好的工作前提的同时，作为民族志研究者，工作也就自然而然地开始了，具体工作包括用土著的亲属称谓表、谱牒、地图、示意图和图表等手段“探知部落生活的骨架”，“对整个部落文化的所有方面都给予研究”。同时马氏也对使用这一方法所应该规避的片面的、单点的研究提出了警告：一个民族志者仅仅去研究宗教或技艺或社会组织，那就是画地为牢，必将无法工作〔3〕(8)。最后才是“理出部落生活的所有原则和规律，理出那些恒久而确定的东西，剖析他们的文化，描述他们的社会结构”。这就是马氏所说的“科学的目标”，也正是民族志学者的著述与很多探险家、传教士的猎奇式描述的最大不同。

可以肯定地说，民族志做法从马凌诺斯基的论述到现在80多年的时间里，虽然也经历了同其它很多方法一样的被冷落或被滥用的过程，但是马氏当时所确定的三条基本原则，始终没有改变，也一直被使用这一做法的研究者奉之为圭臬。

要找寻传播学研究起用这种做法的“真正源头”，限于目前手头的资料，一时无法说得很清楚清。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成书于1958年的《文化的用途》一书所采用的著述方式一直被后人认为是“开创了英国文化研究中颇有特色的民族志传统”的范例。作者英国人理查德·霍加特也往往被认为是把“民族志”法“移植”到文化研究中的始作俑者。

接下来，应该是上文中提到的威利斯的《学习劳动》，威利斯为了写作此书，曾花费了三年的时间，选择了一个由12个工人阶级家庭出身的男孩组成的群体进行观察。通过小组讨论，个别交谈、阅读日记等方式，从群体和个体的不同角度，收集多方面的材料，并在不同时期采访了与这个群体关系密切的主要社会关系中的直接当事人。

再下来，就应该是莫利了。莫利不但在自己的研究中较多地尝试着民族志的做法，同时，在《电视，观众于文化研究》一书中，莫利专门有一章讨论了方法学问题，莫利在这里所讨论的方法学问题，正是民族志。或者说是电视观众研究中的民族志取向。[2]

莫利在介绍民族志的研究方法时，首先把量化研究作为一个靶子，其小标题是“都是数字惹的祸？”，这似乎是谈论方法的人不可避免的一种思维定势。似乎一谈到量化研究，就一定要与质化研究划清界限；一旦使用了质化研究的方法，就一定要以贬低量化研究作为维护自己所使用的方法的权威性和科学性。在我看来，这种思维定势本身的科学性就应该受到质疑。

从方法的角度来考察，无论是量化研究，还是质化研究，其都是按照不同的研究理路来对社会现象进行具体的考察，并达到一种理论化的结果。虽然两者无论是研究理念还是具体操作环节以及理论化的结果的表现形式都不相同。但是决不能因为站在量化研究的立场上就说质化研究所做的东西不是科学研究，反之亦然。虽然我觉得这样的争论实在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但是因为在研究工作中经常遇到这样的争论，不免说上几句。就此打住。[3]

尽管如此，莫利在后面的内容中对民族志方法的介绍以及相关论述还是较为详尽的，尤其是他结合电视观众研究中的具体情况结合民族志做法所做的介绍，能够给初学者诸多启发。

对于传播研究中民族志做法的理论阐述，莫利肯定不是第一人；莫利在自己的研究中对于民族志使用情况，这还有待做进一步的梳理。[4] 从有关资料来看，正如前面说到的，在英国文化研究中，其实民族志是被较为普遍地使用着的一种做法。以色列学者利贝斯等人所做的晚间肥皂剧的研究（代表作品是《意义的输出：《达拉斯》的跨文化解读》），正如研究者所言，也是以一种准人种学者的身份介入研究对象中的。但是，把莫利称作“1980年代英国文化研究（尤其是传媒文化研究）中广泛使用‘民族志’方法的代表人物”，[5] 似乎并不过分。[6]

这种与使用的研究方法有关的别出心裁的研究成果使得莫利突破了曾给予他很多启迪或动力的英国文化研究中的另一位大师霍尔在《编码，解码》中依托于文本，关注观众解码文本的理论模式，把关注点转移到了电视观众观赏这一社会过程本身。莫利在以传媒文化为重点的文化研究中的这种“革命式”的变革，不能忽视其使用的研究方法的作用。

发端于20世纪初的中国大陆的民族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追随的更多是英国传统，费孝通师从马凌诺斯基以及费孝通的社会学思想对中国社会学的影响（这种影响目前还存在）似乎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从这一理路上来看，应该说“民族志”在中国大陆的这些学科中也是一种通行的研究方法。

中国大陆自1980年代初期较为普遍地接受传播学思想，主要是从美国实证研究思路开始的，因此，在中国大陆20多年的传播学理论介绍与研究中，对美国实证研究的理论介绍得多，对欧洲批判学派理论以及英国文化研究相关理论的介绍，是1990年代后期才开始的。一旦沿着文化研究的路子往下摸，在拓宽研究视野的同时，在研究方法的选择上，我们也似乎多了一些思路和办法。在我们的传播研究中使用民族志的做法，似乎也是一种顺利成章的事情。若此，中国大陆的传播研究也可以与有着浓郁英国传统的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建立更为广泛的对话基础，这对于丰富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并非是一个多余的方面。

二．三个关键概念

使用“民族志”做法进行传播学研究，由于方法和研究理念的变更所带来的变化是多方面的，从操作环节到结果呈现均会与量化研究方法有很多不同。我自己觉得，最主要的问题有三个方面：一是想方设法融入研究对象的日常生活中，在此简称“融入”；二是考察研究对象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此简称“遍查”；三是以“深描”（thick description）作为解释现象的学理化追求，在此简称“深描”。

（1）“融入”

如同人类学家在使用“民族志”做法所强调的那样，“居住在土著的茅屋里”，尽可能完全地融入到研究对象的日常生活中去，去感知研究对象的那些“实际生活的不可测度方面”[7] ，传播研究在使用这一做法时，这也是“田野工作成功的初始条件”。这是从事民族志研究需要跨越的第一个门槛。这方面的经验与可能遇到的问题及解决办法，因人因地因事而异，无法找到一种可供任何人在任何地区进行此类研究可以完全照搬的方法和技巧。美国人类学家吉尔兹在《文化的解释》中《深层游戏：关于巴厘岛斗鸡的记述》一文对作者如何介入研究对象中的提供了较为详细的非常精彩的论述，几次读来，回味无穷，忍不住要引述部分内容。但是需要提醒的是：我在这里的引述更多地是把它当作一种田野工作的趣味性故事，并不具有可复制性：

我们住进了一个大家庭（是通过省政府事先安排的），它是由属于村落生活四个主要宗系之一的人构成的。但是除了我们的房东和作为他的表兄和姐夫的村落首领以外，所有人都按照巴厘人只能有的做法，对我们视而不见。当我们怀着不确定而又渴望与人沟通的心情在四周散步时，人们的目光似乎穿透了我们而聚集在我们身后几码远的某一个更实在的石头或树木上。几乎没有人与我们打招呼；但也没有人对我们怒目而视或对我们说任何不友好的话，这已经令人满意了。如果我们冒险接近某个人（在此氛围下人们被竭力禁止做的事），他就会离开，不经意但却是肯定地。如果某人正坐着或靠着墙而被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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