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指出，受众看核四相关新闻可透过媒介主要框架的采用，间接影响其赞成续建核四，但受众的政党取向对其核四立场的影响毋须透过媒介主要框架的采用，受众的政党取向可直接影响其是否赞成续建核四。至于何以采用媒介主要框架者倾向赞成续建核四，与框架所隐含的方向指涉有关。以核四案而言，三大报长期呈现的主要框架以从政治面考虑者居多，包括宪政体制、政治力介入争议及罢免法律程序等政治性框架，都较易指向反对停建方向。其它两个经济性框架，包括经济影响及核四续停建损益，也易有相同指向。稍早分析也发现，媒介框架与媒体报导呈现的立场有显著关联，核四报导中是否使用主要框架与报导呈现的核四立场有关（χ2 (2)= 96.73，p < .001），采用主要框架报导者较倾向赞成核四。

这说明主流平面媒体替核四案所建构的「真实」，较强调停建核四对政经方面的负面影响。在此新闻环境下，虽有受众仍能以民生相关框架考虑核四，但以媒介主要框架认知核四案的受众即容易倾向反对停建核四。相较于国外许多研究发现，主流媒体经常是正当化政府立场的重要机构（Herman & Chomsky, 1988; Iyengar & Simon, 1993; Reese & Buckalew, 1995），以国内核四案观之，主流平面媒体则是替民进党政府停建核四政策「去正当化」（delegitimizing）的重要机构。

综合上述，本文理论价值可分三点：

一、延展媒介预设判准效应的适用范畴。过去相关研究多以政治人物的表现为检测媒介议题影响受众评估依据的对象，本研究发现，媒介预设判准效应亦可应用于受众对公共政策的评估。此外，过去相关研究多以比较不同议题之评估与政治人物整体表现的相关性，检测是否经媒体大量报导的议题所占之评估比重较高。本研究指出，媒体针对一议题不同的框架方式，也能影响受众相关评估的依据；媒介使用比例较高的框架，为受众采用后，对受众相关评估也能产生预设判准效应。

二、说明媒介框架对个人层次的影响机制。过去框架研究较少分析媒介框架以何机制影响受众的政策立场，及受众认知框架在此过程的角色。本研究一则呼应过去相关推论，认为框架因牵涉如何呈现议题之过程而隐含方向，可影响受众立场（Dawes, 1998; Pan & Kosicki, 2001）。再则指出，针对一公共议题，阅听人是否采用媒介主要框架在相关新闻收看频率与个人政策立场间具有中介作用。以核四案为例，政党取向虽可直接影响受众的核四立场，但他们若看愈多核四新闻，将愈易采用媒介主要框架认知核四，并因此愈倾向赞成续建核四。因此，本研究基本上支持传统的媒体使用愈多效果愈大模式（increased-exposure-and-increased-effect model），只是此效果是透过影响受众对议题的认知，再进一步显现于受众政策立场的选择。

三、协助整合媒介效果研究。Price与Tewksbury（1997）构念启动与使用过程模式有助于统合媒介效果研究中，包括议题设定、预设判准效应、框架作用甚至涵化等重要概念，但应用该模式的实征研究仍有限。本研究以实例寻求与此模式对应的概念，并提供其实征基础，应有助于了解此重要模式的运作过程。另外，本研究也提出，原模式代表应用性的框架作用，与代表近用性的预设判准效应，在长期作用后，媒介主要框架也能产生长期预设判准效应。

据此，本研究补充原模式中框架的角色，整合其与预设判准效应的关联，说明框架在应用性外，也可具备近用性作用。就现实层面的意涵而言，本研究结果指出，媒体是影响民意的重要机构，媒体框架一议题的型式，经长期积累，可影响民众对该议题的认知，并进而影响其政策立场。而政府的政策若无民意奥援，则易因欠缺正当性而难以推动。以核四案而言，民进党政府的反核四政策，不仅为在野党杯葛，也因媒体的报导而无法获得多数民意支持。

本研究结果即显示，以媒介主要框架看核四者，支持续建之比例（81.5%）远大于反对者（18.5%），未以媒介主要框架看核四者，则反对者较多（59.3%）。另外，核四案媒体的报导似也未能符合民众需求。从另外半数受众对媒体报导进行自我选择的情况看，媒体对许多受众关切的核能安全及电力需求等问题都未充分讨论。一方面这虽与民进党政府未作周延准备与民沟通，及各政党投注于政治角力有关，一方面也是媒体囿于新闻操作的窠臼，侧重政治冲突面的报导，才未能就此重要政策各种可能发展对社会民生的影响逐一厘清。而民众在未被充分告知这些讯息情况下，不管是透过民调或公投，所表达的意见与较全面而理性思辨后的结果必然有段距离，这对公共政策形成的质量无可避免有负面影响。

欲提升新闻媒体作为民主社会公共论述平台的质量，新闻教育与实务工作者应共同深思传统新闻价值判断及新闻处理的适切性。而近年来兴起以公民关切层面为依，旨在引导公民参与公共讨论，以寻求问题解决方案的公民新闻理念（public or civic journalism）（Rosen, 2000），则似指出一可行方向。

本研究未竟之处为，作者虽筛选出同样以主流平面媒体为主要新闻讯息来源的受众，以分析媒介框架与受众议题认知图像及立场的关联性，但此为受限于资源而实行的策略。若有足够资源，在分析一议题的新闻环境时，应了解受众吸收讯息型态纳入其它电子、平面或网络媒体，以观察阅听人所处多元而复杂的新闻环境中，议题面貌与其认知的互动。另外，有关受众框架与媒介框架集体层次上型态之不同，未来相关研究除应再探索受众主动诠释文本的过程外，也应注意测量的问题，因本研究的结果可能与问卷开放式问题的型式有关。由于此题设计目的是，在不引导受访者情况下，请对方就核四案表达看法。因此，受访者并未被要求针对核四任何次事件进行表述，可能因而使受访者倾向从自身需求与关切层面考虑核四。未来比较媒介框架与受众框架时，若分析案例涵盖不同次事件，可考虑选取单一次事件，在指涉范畴一致的情况下，比较媒体与受访者对该次事件真实的建构，应更能掌握媒介框架与受众框架的对应关系。最后，受限于研究资源，本研究仅在核四案结束后，进行一次受众调查，因此，无法观察核四发展各时期，受众的核四认知及其核四政策立场是否有变化，也无法检测二者之间的相关性。未来相关研究若能透过小样本多次调查法配合议题发展，搜集跨时期受众框架资料，应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媒介框架与受众框架的长期动态关系，以及此关系与受众相关评估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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