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使用此五个变项在logistic回归模式中预测受众核四政策立场时（见表三），省籍（B = -.706, p < .05）、政党取向（B = -2.111, p < .001）、看核四新闻频率（B = .124, p < .05）及媒介主要框架采用（B = 2.055, p < .001）均可显著预测受众是否赞成续建核四。表三显示，闽南籍受众倾向不赞成续建核四，闽南籍受众赞成核四的机率，是其它族群背景者（包括大陆各省、客家及原住民）的0.49倍。

民进党支持者也较不倾向支持续建核四，民进党支持者赞成续建核四的机率，只有非民进党支持者（包括国民党、亲民党、新党及表示中立者）的0.12倍。由于反核为民进党政策，支持民进党者预期倾向反对续建核四案。而省籍背景由于与政党取向又有显著关联性（χ2 (12)= 38.273，p < .001），闽南籍受众支持民进党的比例约三成，但已较其它个别政党多，因此，闽南籍受众较反对续建核四也符合预期。另外，受众在测量看核四新闻频率的量表上每增加一单位，其赞成续建核四的机率也将乘以1.13倍。亦即，看愈多核四新闻报导者，愈易倾向支持续建核四。

至于本研究主要观察之媒介主要框架采用与受众政策立场的关联性方面，结果则显示，采用核四案媒介报导主要框架者，赞成续建核四的机率为不采用者的7.8倍左右。这指出，核四案媒介主要框架可成为受众进行政策评估时的依据，因使用媒介主要框架认知核四者，赞成续建核四的机率远大于不使用者。

省籍、政党取向及媒介主要框架采用等变项均为虚拟变项，闽南籍、民进党支持者及采用媒介主要框架者之编码为1。 表三中另外须注意的是，预测核四案立场的重要变项中，包括政党取向及媒介框架采用的系数均超过2。根据Menard（1995），这表示预测变项间可能有相关性。因此，预测变项间与应变项的关系值得进一步分析。由于过去实征研究曾指出，看愈多相关新闻可增加媒介预设判准效应（Pan & Kosicki, 1997），而省籍及政党取向又属于较稳定的人口背景变项，因此，较可能的因果关系是，省籍、政党取向及看核四新闻频率影响受众媒介主要框架之采用，而媒介主要框架采用则可能扮演预测变项与受众核四立场间的中介变项。这部分的检验先由分析各自变项与媒介主要框架采用的相关性着手。

交叉分析结果指出，仅政党取向（χ2 (1)= 19.73，p < .001）及看核四新闻频率（χ2 (1)= 6.90，p < .01）与采用核四案媒介主要框架有关。非民进党支持者与看较多核四案相关新闻者，较倾向采用核四案媒介主要框架。采用媒介主要框架者与不采用者在其它自变项上则都无显著不同。因此，接续之分析只检验媒介主要框架的采用，是否分别于政党取向与核四立场间，以及看核四新闻频率与核四立场间，发挥中介效用。根据Baron与Kenny（1986），中介变项的作用旨在说明主要自变项影响应变项的机制，而一变项之具备中介效果，须透过三次回归模式分别检验是否符合下列条件：一、预测变项须对此中介变项有影响；二、预测变项须对应变项有影响；三、同时将预测变项及中介变项输入回归方程式，而此中介变项对应变项有影响；此外，第三次回归方程式中预测变项对应变项之影响须小于第二次回归方程式。

依此程序，作者进行一系列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检验媒介主要框架采用在前述两项关系间（即政党取向与核四案立场间，以及看核四新闻频率及核四案立场间）的中介效用。表四为三项检测媒介主要框架采用是否在政党取向与核四立场间产生中介效用的回归分析结果。表四的第一及第二项回归方程式指出，政党取向可预测媒介主要框架采用及核四续建立场，民进党支持者较不倾向采用媒介主要框架，也较不赞成续建核四。第三项预测核四续建立场的回归方程式中，欲检视之中介变项媒介主要框架采用可预测核四立场，而政党取向之回归系数虽低于第二项回归方程式中之系数，但因仍可预测核四立场，因此，媒介主要框架采用在政党取向与核四立场间的中介效果并不明显。

政党取向及媒介主要框架采用均为虚拟变项，民进党支持者及采用媒介主要框架者之编码为1。 表五检测媒介主要框架采用是否于看核四新闻频率与核四立场间产生中介效用。表五的第一及第二项回归方程式指出，看核四新闻频率可预测媒介主要框架采用以及核四续建立场，看较多核四相关新闻者较倾向采用媒介主要框架，也较有可能赞成续建核四。而第三项预测核四续建立场的回归方程式中，欲检视之中介变项媒介主要框架采用可预测核四立场，但看核四新闻频率则无法再预测核四立场，其系数也低于第二项回归方程式中之系数。

以上结果显示，媒介主要框架采用为核四新闻收看频率与核四立场的中介变项，受众看愈多核四新闻愈易采用媒介主要框架，并因此愈易赞成续建核四。陆、讨论与结论以实际案例核四争议检验Price与Tewksbury（1997）所提跨时期之构念启动与使用模式，并探讨媒介框架之长期预设判准效应为本研究之目的。针对此提出的研究问题旨在了解核四媒介框架对受众建构核四认知的影响，以及此认知层次的效应是否影响受众相关政策的评估。

本研究首先比较集体层次的媒介框架与受众框架。结果指出，在媒介框架方面，国内主流平面媒体报导核四案时使用的框架多元，前五大框架占总框架数62.3%，其余则分属其它15个不同框架，但个别比例都低于总框架数5%。核四案的媒介框架有反映议题特性者，也有一般性的新闻框架。比如，主要框架中的「宪政体制争议」、「倒阁／罢免法律程序」及「核四续停建损益」，较属于针对核四案而发展的特定框架，而「经济影响」及「政治力介入争议」框架则较常见于公共事务新闻报导。核四案多元的媒介框架与议题本身不同的争议焦点应有关联。由于核四案是延宕多年、牵涉层面广及经济、环保、民生且具政治意涵的能源法案，因此媒体报导时可能因议题之多面向性质而呈现不同报导内涵。从实务操作面分析，议题本身若争议焦点清楚，即便有不同路线记者报导，切入角度也可能大同小异。

但一议题若牵涉不同层面且争议点多，而媒体又投入相当关注时，即可能有不同路线记者从不同角度报导，因而为其创造出多元框架的新闻环境，核四案即属此类。过去有关核四的框架研究也指出，路线本身可能是影响新闻内容的一项重要结构因素。比如，主跑台电路线的记者与主跑环保路线的记者，即因观点不同而对核能议题有不同诠释（臧国仁等，1997）。

因此，媒体对核四案所建构的多元新闻环境，与议题本身多元的争议性，及因而涉及的媒介组织路线分配之结构性因素应有关。另外，研究结果也发现，主流平面媒体报导核四的框架较偏向宏观层次问题，比如「宪政体制」与「政治力介入」争议，及「罢免／倒阁法律程序」问题，三者占总框架数近五成（47.6%）。这些框架虽各具不同内涵，但多少都涉及各政党间不同政治立场的冲突。换言之，这些框架可谓共同隐含另一常见于公共事务新闻的框架──冲突性框架。这似乎指出，主流平面媒体新闻工作者仍无法跳脱传统新闻价值的判断标准，倾向认为冲突性强的事件较能吸引阅听大众、较值得报导。只是，媒体大量从政治角度看核四问题，相对挤压其它面向的讨论空间。比如，核四案专业性的考虑与对民生的影响等层面，在公共领域的讨论中即较不凸显，有关核能安全及电力需求的框架均低于5%。

在受众框架方面，一般大众在建构对核四案的认知时，倾向从较微观的层面考虑，包括「核能安全问题」、「经济影响」、「国内电力需求」、「核废料处理」及「替代方案」等，均为民众可连系至一般民生及生命安全的课题。但占总框架数5%以上者，仍有部分与媒介主要框架重迭，如「经济影响」及「核四续停建损益」。

可能因两者皆与经济层面的影响有关，对国家及产业的宏观层面或对个人生活的微观层面均可产生连带效应，所以同为媒体及受众重视。至于其它受众较强调的框架，则为媒体边缘化。这指出，核能虽是一专业议题，但当受众找出该议题在日常生活中的连结面向时，也能以不同于主流媒体呈现的图像特点，发展对该议题的认知。类似结果也见于Gamson（1992）的研究。Gamson观察焦点团体讨论不同公共议题时发现，议题本身的接近性（issue proximity）会影响框架作用。

对与自身较相关的议题，一般人倾向结合个人经验、常识及媒介论述来诠释议题，但对较无切身关系的议题，人们通常较依赖媒体提供的论述。以美国的核能议题而言，乍看虽与大众有段距离，但核能政策的任何异动却能影响人们日常生活，人们观察此连系性后即能结合个人经验诠释该议题。本研究中之核四案虽同属国家理应订定的能源政策，但同时也是与民生息息相关的法案，加上国外核能事故的印象，民众很快能将核四与自身生活联结，因此在考虑核四案时，也就能从与切身生命安全、安定相关的角度考虑。不过，核四案的媒介框架对受众核四案的认知是否即无影响？并不尽然。除前述受众框架中，占总框架数5%以上者，仍有「经济影响」（20.1%）及「核四续停建损益」（7.4%）与媒介主要框架相同外，采用任何媒介主要框架看核四的受众仍有近五成（47.4%）。

这指出，对此近半数的受众而言，媒介主要框架中有与其记忆网络既存构念相应者，这些构念被启动后为受众应用于建构对核四议题的认知。然而，媒介主要框架对另外半数受众则无此相应性，因此，他们以有别于媒介主要框架的方式认知核四。这说明媒介主要框架对受众议题认知的影响有其个殊性，一如Price与Tewksbury（1997）所言，外在讯息的所有重要特性并非皆为每一位受众所注意而使用，因为讯息的处理过程牵涉受众不同的自我选择，而受众不同的选择，则可能与其本身不同之特质相关。交叉分析即指出，采用媒介主要框架与不采用者，在政党取向及看核四新闻频率方面，确有显著不同。非民进党支持者与看较多核四案相关新闻者较倾向采用媒介主要框架建构对核四的认知。也由于受众因本身特质而产生对外在刺激的自我选择性，因此在观察媒介框架是否具有另一层次之预设判准效应时，有必要将受众区分为采用媒介主要框架与不采用两组，并以此为变项，观察其是否可预测受众的核四政策立场。

在检测媒介框架之长期预设判准效应前，本研究先就其要件，亦即核四案媒介框架是否具有跨时期的一致性分析。结果指出，核四案结束后所得集体层次之媒介主要框架（即前五大框架），虽随该案重要事件的发展，于各时期中的分布略有不同；但综合观之，除第一期外，其后各期之比例均显著大于50%。此五大框架在第二至第五期间均占重要比例，因而具有跨时期之一致性。另外，因受众调查在核四案告一段落即执行，受众评估核四的时点与媒介主要框架出现时点在时间上接近，故本研究中作为预示刺激物的媒介主要框架实具备一定强度与实时性，符合发挥长期预设判准效应的条件。本研究最后分析受众采用媒介主要框架与其核四立场的关联性，以检测媒介框架的长期预设判准效应。

作者依据Price与Tewksbury（1997）理论所修订的模式推论，当受众知识仓储中对一议题之认知框架因媒介主要框架长期刺激而发展出习惯近用性时，若这些框架又与进行的评估有关，一旦受众进行该评估时，这些框架即可被启动而使用于评估过程。本研究中受众对核四媒介主要框架的采用，即可说是受众判断其具应用性后，知识仓储中相关框架被启动的显现。这一部分的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亦指出，除省籍、政党取向及看核四新闻的频率外，媒介主要框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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