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媒介框架欲发挥长期预示作用，须具有一致性（即媒体报导一议题时，持续以部分特定框架呈现该议题面貌），且媒介框架呈现时点与受众评估该事件的时点也不宜过长。当这两项条件成立时，因媒介框架的刺激而产生短暂近用性的受众框架，即可能因重复被启动而具有习惯近用性，进而成为受众评估相关政策时的依据，此即媒介框架所产生之长期预设判准效应。框架作用在图二中不论短长期均涉及讯息的应用性与近用性，但针对框架的近用性与应用性问题，研究者则曾提出不同看法。

有别于Price与Tewksbury（1997），Iyengar（1991）认为框架对意见的影响在于其「易近用性」（accessibility bias），即受众若接收较多某一类框架的报导，可能较易回忆相关报导，以及据此产生的评论。Cappella与Jamieson（1997）则认为，新闻框架影响思考和情绪的运作机制是透过预示及构念启动之扩散作用（priming and the spread of activation）。Cappella与Jamieson（1997）的看法类似Price与Tewksbury（1997）所指，预设判准及框架作用皆触及讯息之启动及使用，但相较于Iyengar（1991）仅触及框架之近用性，及Price与Tewksbury（1997）之强调框架的应用性，Cappella与Jamieson（1997）对框架运作机制的看法则同时隐含讯息之近用性与应用性功能，这也是本文采取的观点。

为探讨媒介框架是否具长期预设判准效应，本研究以核四案为例提出下列研究问题：

一、媒介框架与受众框架有何异同？

二、核四争议发展各时期媒介框架的变化为何？是否具一致性？

三、媒介框架是否具长期预设判准效应？或者，核四案后，受众采用媒介框架与否能否预测其政策立场？

有关核四案的争议可溯自1980年代。自1980年5月台电提出核四案后，该案即历经多次重大转折，包括1986年7月立法院予以涷结、1992年2月行政院核定恢复核四计划、1996年5月立法院复通过废核四计划，至同年10月立法院又通过行政院所提废核复议案。自1996年通过复议后，至2000年中华民国首度政党轮替之间，核四案并无重大变化。而民进党于2000年5月执政后，为落实反核理念，由经济部召集核四计划再评估委员会，该部并于9月建议停建核四。

当时主张续建的行政院长唐飞于10月以健康为由请辞，接任的行政院长张俊雄不久即宣布停建核四。由于宣布时机（于国民党主席连战与陈水扁总统会面后）备受批评，加上国、民两党长期以来在核四政策上的分歧，遂引起在野党极大反弹，立法院在野党立院党团并进而连手推动罢免总统程序。为解决政治危机，行政院于11月声请大法官释宪，大法官会议则于2001年1月作成核四释宪文，说明行政院在停建核四决策过程中有瑕疵，须尽速向立法院补行报告及备询程序。

核四案最后经两院协商，并由行政院长张俊雄与立法院长王金平签署协议，最后于2001年2月中旬宣布复工，整个风波也渐告一段落。

二、媒体抽样

由于国内在媒体内容的保存与搜寻上仍以平面媒体为佳，故本研究以平面媒体主要报纸的核四报导为媒介框架分析对象，并根据本研究受众调查结果，选出民众最常看的三份报纸──中国时报、联合报及自由时报进行分析。此三份日报均有近五成或五成以上的受众表示为常看报纸，目前也是国内销售量最高的前三大报（中华民国新闻局，2002），可视为主流平面媒体代表。

三、核四案新闻报导抽样

距本研究进行前核四案的最近变化，始自民进党执政后，召集核四再评估委员会开始。

为涵盖核四案发展过程的重要事件，本研究采取判断抽样法。首先，以政党轮替后，核四争议的起讫点作为选取核四新闻报导的前后时间点。抽样起点为2000年9月15日，因核四再评估委员会于当日公布投票结果，并正式掀起核四攻防战；终点为2001年2月24日，因反核团体在行政院于2月中宣布复工后，于该日举行废核大游行，至此核四争议可算落幕。第二个步骤是选取三大报自2000年9月15日至2001年2月24日期间，核四案重要论述时刻（critical discourse moments）发生时日。

根据Gamson（1992）取自Chilton（1987），重要论述时刻是指使一议题相关论述特别显著的时期，这些特定时期可刺激各方就该议题发表意见与评论。在新闻报导抽样期间内，经参考三报报导，本研究以重要新闻事件辨识核四案的重要论述时刻。经统计，核四争议过程的重要事件计24件（见附录一）。由于各事件发生当日及隔日媒体报导量应较多，本研究遂自三大报各特定二日总计41日的报导中，选出核四相关报导。各日期第一落中（含要闻及评论）有关核四案的所有报导与评论皆为分析样本，但不包括时论广场或民意论坛中的读者投书。最后计抽取三大报核四案报导2,422则，包括中时862则，占35.6%，联合727则，占30.0%，自由833则，占34.4%。2,422则中，新闻报导计2,035则，占84.0%，评论计170则，占7.0%，特稿及新闻分析计217则，占9.0%。

四、受众调查

政府于2001年2月中旬宣布核四复工后，反核团体即于2月底举行核四公投游行，经此事件，媒体相关报导逐渐进入尾声。因此，阅听大众的调查于3月中上旬，即受众对相关事件仍保留印象之际进行。调查部分委由中央通讯社民意调查部以计算机辅助电话访问方式执行，调查地区为台湾地区，并以完整住宅电话计算机数据为基础，采取多阶段随机拨号方式进行抽样。执行时间为2001年3月11日至13日。调查对象为年满20岁、平常有阅读报纸上公共议题新闻、曾经听过或看过核四相关新闻的民众。每份成功访问的问卷平均所需时间为16分25秒。合计有效样本数555，响应率55.8%。样本男女比例为1.18:1，平均年龄38.9岁，三十岁以下占26.3%， 三十至三十九岁占29.6%，四十至四十九岁占24.3%，五十岁（含）以上占18.5%。平均教育程度为高中（职）以上、专科以下，其中国（初）中以下占14.5%，高中（职）占37.2%，专科占24.6%，大学占19.3%，硕士及以上占4%。

受众调查的内容包括阅听大众对核四议题的关切程度、媒体使用型态（包括电视及报纸一般公共事务及核四相关新闻的收看量及注意程度）、与他人讨论核四议题频率（以上变项均采十点量表由受访者自评，一代表程度最低情况，十代表程度最高情况）、受众对核四案看法的开放式问题，以及受众赞成或反对续建核四立场的封闭式问题。另外，也包括受众人口背景资料（包括性别、年龄、教育程度、收入、省籍、政党取向）及社会意识型态等问题。

五、受众选择

由于本研究将检验受众媒介框架的采用与其政策立场的关系，故选取在开放式问题部分对核四案表示看法者，计510人。同时，因本研究选择分析的媒体为受众表示最常看的中时、联合及自由三报，故在进行分析时也排除平常不阅读三报中任何一报的受众。总计最后进行分析的受众人数为479。

六、分析步骤

本研究先进行媒体报导与受众开放式问答的内容分析。作者先浏览相关内容，以建立编码计划，此编码计划同时应用于媒体报导及受众回答的编码。相关步骤为：首先，就核四案的发展建立次事件（sub-event），次事件指核四案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事件或形成讨论焦点的重要现象，计有八项。依时序包括「核四再评估委员会进行状况」、「唐飞请辞风波」、「张俊雄任行政院长」、「张俊雄宣布停建核四」、「推动倒阁／罢免事件」、「核四停建声请释宪」、「核四复工过程」及「核四公投争议」。其次，根据媒体报导及受众针对个别次事件的看法建立各次事件之框架及其内涵。

媒体报导及受众看法的框架概念定义乃参考前述Gamson与Modigliani（1989）及臧国仁（1999）之定义，指呈现、组织与解释一项次事件的中心观点或角度。如以新闻报导而言，此框架可在文本中不同段落重复出现，不同消息来源亦可能持同一中心观点或角度对一项次事件表示看法。以受众看法而言，框架亦指受众对核四案表示看法时所持之中心观点或角度。因此，框架之辨识同时使用文本之显性内容（即编码计划中所定义各框架应具之内涵）及隐性内容（指判断是否为贯穿一项次事件之中心观点或角度）。

编码计划总计建立29个框架，其中，12个为各次事件之共同框架；另外，针对每一次事件亦建立个别框架。共同框架是指各次事件的报导或受众看法中均可能出现的框架，计有「国内电力需求」（指核四续建或停建后，国内电力的供应情况）、「核废料处理」（指核废料处理及后续影响问题）、「核能安全问题」（指核废料之外的核能安全问题）、「核四续停建损益」（指核四续建或停建的金额损益评估）、「政治力介入争议」（讨论核四案是否有政治力介入）、「经济影响」（指核四政策的变化对经济层面的影响）、「替代方案」（讨论核四若不建的替代能源内容及相关建设）、「宪政体制争议」（讨论停建或续建核四的法律根据问题）、「政治责任」（指政府或决策者处理核四案或整体之政治责任问题）、「信息不足」（讨论核四政策信息不足的问题）、「民意考虑」（讨论核四案的民意基础）及「世界能源政策」（指援引世界各国趋势讨论核四案）。

进行编码时，先针对每一则报导分析所涉及的次事件，基本上以段为单位先辨识所属类目，再就整则新闻综合考虑其主要次事件，最多登录两项。之后再就每一次事件所包含之文本分析其框架，最多登录两个主要框架。一则新闻若有一个以上的框架，则依各框架涵盖文本的多寡排列框架顺序。最后，再就整则新闻判断其核四立场是赞成、中立或反对。受众看法的分析亦依此原则，即先分析每位受众看法中所指涉的次事件，最多登录两项，再就受众对次事件所持的中心观点或角度分析其框架，一项次事件最多登录两个框架。媒体报导及受众开放式问答内容均由两位编码员分别进行编码，之后并以系统抽样抽取各约10%的样本，以Scott（1955）π值公式计算编码员间信度。由于有两个以上框架的媒体报导仅占3.4%，遂选取各则报导前两个主要框架及所呈现之核四案立场三个变项计算π值（分别为 .81, .69及 .76），平均后得出媒体内容的编码员间信度为 .75。受众看法部分因持四个框架者不到1%，遂选取前三个主要框架计算π值（分别为 .80, .57及 .60），平均后得出受众框架的编码员间信度为 .66。内容分析后的分析重点包括三报媒介框架与受众框架的比较、媒介框架各时期的变化，以及媒介框架的采用与受众核四立场的关联性。

分析三报核四案媒体报导2,422则中，针对八项次事件计报导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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