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工业化，只能走一个渐进的道路，一个以内需为主的道路，这个过程五十年以后能否完成？百年以后能否完成，都是尚待考虑的问题，我们不能焦虑的期盼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解决这一问题，我认为这种态度是不现实的。现在学术界有人提出了很激进的观点，一是废除土地的集体所有制，转轨为私有制，来加快土地的流转，把农民转移到城镇；再就是取消歧视性的户籍制度。

但是，第一点主张，他们没有回答农民进入城镇后干什么，以什么为生。而第二个主张，歧视性的一面我们当然要取消，但是，户籍制度是和城镇的社会保障是关联在一起的，问题是，我们能否取消捆绑在户籍制度上的城市保障，以使得农民和市民平等？这显然缺乏现实基础，城市居民不会同意。那我们把城市保障的对象扩展到占人口总数70%的农民，诸位的良知告诉我们，可以，但是，财政告诉我们，不可以。那怎么办？

在八十年代上海的城市扩展中曾经这么做过，用城市的保障、就业、教育、医疗等条件与郊区的农民交换，农民欢天喜地，终于农转非了，没问题。当时国有企业效益很好，安置这些农民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到九十年代就发现不对了，城市不可能再用福利与农民交换，代价太高，支付不起了，而且1996年改制以后，集体企业已经没有了，大量的企业是私营企业，国有企业也大量关、停、转、并，城市无法用传统办法吸收转移出土地的剩余劳动力，有许多被安置的人后来因企业破产又被吐了出来。上海失去土地的农民有一百万人，现在有五十万人失业或半失业，靠政府的救济来生活，北京如何，我不清楚。

农村劳动力要转移到城市，如果取消户籍制或不取消户籍制度都让我们处于两难境地。如果不取消，那么农村和城市就是两个等级，如果取消，农民可以进城，或者城市的户籍不能获得社会保障，那么就在城市里造成两个等级。所以，人口的问题，剩余劳动力的问题，就业问题，就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关键问题。而现行以接轨为导向的发展战略，它必然要把资金、技术、人才都集中在这个新兴的高新产业，而高新产业对劳动力的吸纳极其有限，就像我们三十年计划经济以重工业为主导一样，它对劳动力的吸纳也是有限的。

当代中国的基本问题是就业问题，但是，追赶又迫使我们民族把资金集中在有战略意义的场地。这是我们民族发展的两难选择。这就是说我们二十年来以溶入国际社会的转轨过程当中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

五　沿海和中西部的发展矛盾和差异问题

如果，前三十年是以中央政府主导的工业化发展战略的话，这二十年，主要是以地方政府主导的工业化发展战略，而改革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中央政府的放权、让利。这个地方主导的工业化发展战略，在沿海和城郊得到了有效的实施，而在中西部地区，基本上失败了。东部二十年的发展，处理的中心问题是地方行政权力与资本、劳动力三者之间的关系，政府和承包制的农民、政府与农业剩余的关系降为次席。我在浙江、苏南的调查走访中发现，很多村乡的农民，二十年不知农业负担为何物，有的地方农业税都是村集体代缴。在“苏南模式”下，已经实现“农不养政、以农养农、以工补农”的阶段。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奇迹。沿海基本已经完成了工业化，地方的财政说如来源(县以下，村以上)已经从农业转移到工商业。农户的收入来源也从农业转移到工商业。农业已成为副业。在这一带地区，我们发现，在江浙地区穿行，你感受到的社会风气，舆论民情与中西部地区所见所听全然不一样。

而中西部地区，尤其是我曾经详细调查过的中部地区，像河南、湖北、湖南等省，以省一级政府推动的工业化(乡镇企业)建设基本失败。留下的是累累债务和怨恨，还有恐惧。到了1990年代中期以后，情况就高度恶化。如果以地方的工业发展类对比，沿海地区的工商业的发展，恰恰成为中西部地区工商业不发展的一个原因，这很可怕。东部地区把中西部地区变成了工业产品的销售市场和廉价劳动力的供应地，而中部地区独立发展工业化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了。当然，这些地方还有工业，而这些工业更多的是依赖地下的矿产资源或者地表生长出的土特，像河南出产的麦秸，搞造纸厂，还有些出产牛羊皮，搞皮革加工，而这些工业又是高污染的行业，整个淮河流域的污染主要在造纸业和皮革加工业。这些地方的工业还有些就是小煤矿小煤窑之类，和国家来争资源，然后，国家又借口安全啊死人什么的，以“五小”的名义将他们封闭了。所以，内地的发展工业缺乏天时地理人和，还受到中央政府的打击，因为他们确实也破坏了环境。我们也希望需要打击它，因为，我们要保护北京的生态。

中西部地区和沿海地区这样的一个差异的出现，将意味着什么？如果我们追溯历史的话，国共两党的斗争意味着什么？共产党的资源来源于何处？为什么？国民党的资源又来源何处？为什么？他们的斗争，我们是不是要重新加以解读？再，三十年的计划经济意味着什么？三十年计划经济的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意味着什么？这二十年的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因为二十年来西部地区几乎没有参与，主要还是中部地区，)已经呈现出全然不同于沿海的一种意识和观念。那里对毛泽东的怀恋比文革的时候有过之而不及。毛那是农民的皇帝、农民的神！至少中部地区如此，这又意味着什么？这些都留给我们去思考。

六 行政权力无限扩张带来的社会问题

以上是两个地区的矛盾，另外出现的问题是还有阶层的分化，陆学毅已经把阶层分为十大阶层，很幸运的是知识分子从臭老九变成老三了，老大是掌权的，老二是有钱的，老三就是有话有权会写文章的，老八就是工人，老九变成农民，九亿农民变成老九了，他们还是回到他们原来的位置上去了，这里就不多说了。但是，这里要说的是关于阶级和阶层在中国当代语境里面的语义问题。

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工业化国家产生的关于阶级和阶级理论，它如何转化为前工业化社会的，主要分析农业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那就是毛选第一卷中国社会和阶级分析。三十年当中，阶级的这个概念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所谓地主阶级和什么阶级在三十年的公有制条件下是具有政治和意识形态含义而不具有经济意义，而失去经济意义的那个阶级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阶级含义了，那么，以私有制市场经济为导向的这场改革，阶级已经重新恢复了它的经济含义，并且在这个意义上它重新要恢复它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含义。这意味着什么？至少在城市和沿海我们面临的就是权利资本和劳动的关系。

二十年的改革开放，以八十年打破铁饭碗为标志，整个的劳动雇佣化，只有雇佣劳动才面临着资本(虽然有民营资本、官僚资本和现在不叫帝国主义资本而叫国际资本)虽然资本的形态不同，面临着资本的劳动的雇佣化，所以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关系？根据与时俱进的说法，这里不存在剥削，这是理论界他们这批人士为之焦虑的一个难度很高的问题，建议他们吃马肉不吃马肝也不知马滋味，这个问题可以避免谈。那么，阶层这个概念它可以表明贫富分化的基本的事实，但是并不能表明各个阶层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个问题不展开说了。　　但是，既要承认市场经济，承认市场经济的不可避免性，那么我们就要承认贫富分化的不可避免性。在第一次分配当中，贫富分化是不可避免的，那是不是我们可以通过行政的权利和政治的运作，在再分配当中来缓解这个第一次分配的贫富的问题，这也是当代中国国家建设的一个重大问题，这里就不多说了。

第二个二十年出现的问题是行政权利的无限扩展和低效，一方面我们好象看到行政权利的收缩，比如物资部变成物资局，现在局也不存在，完全自己养自己了。就是说它已经退出了行政机构序列，行政权力退出让给市场了，所以，我们一方面看到行政权利从经济领域中退却，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行政权利对社会各个领域的深入，这在中部地区日常明显。二十年来，我们原来高度集权的，多层次的(省，市，县，乡，村)，条块分格的这样的一个现形的管理体制，它应付一个封闭的相对静止的地区，区域差异甚小的、人员的社会流动几乎没有的一个社会，一个延续了明清时代以来的社会。这种形态已经完备的一个行政管理体制，是比较有效的。近代一百年的革命和政权的颠覆和被颠覆，改朝换代，但是这种行政的管理的权利的方式不仅没有得到改变，而且依据“路径依赖”的理论它还不断的强化。这在二十年的改革开放就看的非常清楚。随着社会新问题的出现，随着区域差异的出现，我们看到行政管理条文不断的增设，从80年-98年这二十年间，这种扩张在县乡，就是部门增加了三分之一以上，而人员，乡这一级更是普遍增加了，现在大概4.6万个乡镇，平均乡镇财政供养人员包括教师，其中60%是教师，那么行政管理人员就一百三四十人，公社时期的那个规模在编的大概是12-18人，在编制外的再增加5-6人，一般的规模大概20人左右，现在我们扩展到大概是3-10倍，各个地方有差异。到了县一级，人员的规模扩展大概到3-10倍。

由于中西部地区不能把财政收入来源从农业转移到工商业，因而不断扩大的机构和人员，增多的嘴巴和增大嘴巴的嘴巴带来的负担，就都落到了有限的农业剩余之上，所以中西部地区的问题在于中部的性质，是明清中晚期的那种性质。不能用现代的社会学的那种理论来加以解释，而东部地区好象还可以用现代的社会学理论加以解释。

人们对党政腐败深恶痛决，在我看来是现行的管理体制以及它的权利的配置形式已经不适于市场经济，显的越来越笨拙和低下，只有当某一个问题成为全社会问题的时候，才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并且才设立一个部门来解决。比如在内地走，每个县有乡镇企业局，有的县根本没有一个乡镇企业也设一个乡镇企业局5-8人，在那耗着没事，因为任何部门都有权利延伸到底下的欲望，因为在县以下没人接待，为了自我接待，就必须把机构深到下面去。1996年在开封县，有一个部门是知青办，4个人，知青早已经没有了，还有一个知青办，还有很多县都有对台办，而那里根本就没有台胞也有对台办。

这种管理体制，如果我们各个地方的差异很小，那么同一个机构设到不同的县，不会带来太多问题。如果区域差异大了以后，这个管理体制就显得很笨拙。其次，才是行政权利本能的自我扩张趋势，这种行政权利的扩张，造成了社会的难于承受的状态，在中西部地区有可能把社会(这里指的是小农经济社会)压垮。1996年以后随着农副产品价格的进一步下跌，有一部分农业剩余被市场给吞没了(事实是被我们城市居民享受的价格剪刀差给吞没了)，另一部分给了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为了养活自己不得不这样做，所以，维持地方安全和地方发展的、承担地方安全和地方发展职能的地方政府，已经转化为它的反面，它成为地方动乱和地方不发展的一个充分的原因。这是最使人感到焦虑的地方。

沿海地区也有这个情况，但是它被新做的蛋糕给掩盖掉了，而且沿海一带的行政权利这几年已经发生变化了，就是它的职能已经转化了，市场化了。我在浙江调查发现，现在地方政府的官员对行政权力的职能已经和明确了，第一是建立了市场经济的软硬环境，招商引资，有了资本的有效投资，那就有了充分的就业，劳动解决了，不要提供失业保障了；第二地方政府有了税收，财政解决了，有了税收可以提供公共用品，这样什么都解决了。所以，资本和资本的有效运作是成为权利关注的核心问题。

中央反复讲，是政府加入了WTO，沿海地区的地方官员我看大都明白这个道理，而中部地区的官员，你怎么和他讲都不明白，他一直迷信权利。他要办一个企业，他叫农民种上东西，他讲这个东西值钱，种粮食不值钱，拔掉，或者搞鱼塘，鱼值钱，结果鱼养起来，第二年卖不出去，农民把鱼仍到县委书记办公室里面去，他还是不明白，鱼怎么卖不出钱呢？怎么掉价了？他们怎么也搞不清楚。高度的迷信权利，不按市场规律的运作，那是中西部地区很大的一个原因。当然迷信权利是我们中国的国粹。东部地区对经济和财富方面的崇拜，好象逐步取代了对权利的崇拜。但是，权利屈从于资本的现象，也成为我们现在忧郁的问题。因为，以地方政府发动的工业化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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