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先秦秦汉经济史研究在新材料、新方法的运用上使该领域研究水平较上年有所提高，但也存在某些问题重复研究，研究视野狭窄等情况。兹分述如下。
总体性论述 抑商问题始终是先秦秦汉史研究者关注的问题之一。齐秀生认为，抑商政策贯穿于整个中国古代社会，表现出一贯性的特点。春秋战国时期是抑商政策的形成阶段，秦汉时期是定型阶段，而魏晋以降则是抑商政策的推行阶段①。袁林认为中国古代作为经济政策的“抑商”由两方面组成，一方面抑制私人商业的发展，一方面保护和发展国营商业。中国古代“抑商”政策对交换环节影响甚小，而对分配环节作用较大。②周春生等强调，2000多年来在如何处理农业与工商业关系的问题上，人们的主导思想与政府政策经历了从农本工商末、农本俱利，到重本轻末、禁末，再到三者皆本、并重的二次重大转变。③柳思维认为夏商至春秋时期，中国并未产生明显的轻商思想。战国时期轻商思想开始形成。轻商思想在中国的长期延续与自然经济的根深蒂固和统治者维护社会稳定的政策直接相关④。魏明孔指出中国前近代手工业经济的七个特点：家庭副业手工业一直比较活跃、官府手工业自始至终相当发达、集生产与销售于一体的前店后坊模式比较普遍、合伙制具有近代企业的某些特征、民间手工业生产者有土地投资偏好、工匠身份变化比较大、工匠技术的传授主要通过父子相承或兄弟相承⑤。
小农经济研究近年来引起学术界关注。程念祺认为，从战国到秦汉，中国小农经济最基本的特征就是低投入和低产出。在其后的中国经济史上，由于高额的租税剥削，低投入的情况甚至变得更加严重。中国经济史上“枣”与“桑”的并称，反映出粮食替代品生产对维持农民生活的重要性。正是这种重要性，导致国家在这一问题上进行了种种的制度安排。研究中国经济史而忽视这样的问题，很容易过高地估计中国历史上农民的生活以及过高地估计中国历史上的经济发展水平⑥。张翔迅认为古代农业财税改革的目的主要是为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解决纳税不均和逃税等问题。历次改革所制定的农业税政策，都是遵循“什一而税”的标准，从不逾越。历代农民负担重的原因，不是正税，而是苛捐杂税、纳税不均和地租重等问题。就先秦秦汉而言，该时期共进行了三次农村财税的改革⑦。何平也论述了从先秦到清代我国历史上部分重要的税收负担思想⑥。张守军论述了西汉时期减免农业税政策的理论基础和具体措施⑨。陈世英认为在不同时期，黄金的作用各异。在殷商及西周时期，黄金主要作为装饰品；春秋战国时期，黄金的作用多样，除了用作货币外，还用于送礼、贿赂、赏赐之用；秦至西汉时期，黄金作为货币日益盛行；东汉魏晋南北朝至隋，黄金主要用于贮藏和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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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齐秀生：《浅析中国古代的抑商政策》，《理论学刊》2004年第3期。
② 袁林：《中国古代“抑商”政策研究的几个问题》，《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③ 周春生等：《中国历史上的农本工商末思想与政府政策的嬗变》《浙江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④ 柳思维：《中国古代轻商思想的产生及其延续的探讨》，《湖南商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⑤ 魏明孔：《中国前近代手工业经济的特点》，《文史哲》2004年第6期。
⑥ 程念祺：《中国历史上的小农经济一一生产与生活》，《史林》2004年第3期。
⑦ 张翔迅：《历代农税改革探讨》，《古今农业》2004年第3期。
⑧ 何平：《论中国历史上的税收负担思想》，《税务研究》2004年第1期。
⑨ 张守军：《西汉的减免农业税思想》，《财经问题研究》2004年第10期。

唐宋时期，黄金的货币作用又上升；元朝以后，黄金的货币作用消失①。
农业 游修龄结合基因研究新成果重新思考了农业起源问题，从人种迁徙的角度，结合考古发现，追溯我国原始农耕人的来源以及南北农业如何起源和交流②。游修龄不同意《中国古代动物学史》一书中所提出的范蠡《养鱼经》为范蠡所作以及该书是世界上最早的养鱼专门文献的观点③。熊燕军对游修龄与曾雄生二人关于“却走马以粪”释义的分歧提出新的解读．赞同游修龄对曾文“拉屎粪田说”的质疑．但同时也对游修龄的“骑马播种说”提出异义，认为“却走马以粪”应该是“让好马去拉粪车运粪肥田”的意思④。李庆典等论证了种芋法的渊源、历代传承关系以及技术演进的脉络⑤。周昕对古代农学史上颇有影响的“耦”做了新的阐释，认为历史文献中的“耦”字，多数情况下不是指农具，而是“耦耕”一词的缩写，是指耕作方法，而且是不断变化着的耕作方法。在中国农具史上，在局部时空范围内可能出现过名称为“耦”的农具，但没有形成定型的农具传流下来⑥。黄今言认为，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汉代在畜牧业、渔业、林业和园圃业等领域中都出现了专业户。汉代专业农户的出现，不仅从一个侧面标志着汉代农业商品生产的发展，而且也通过其产品的市场化，积极推动着商业的运动⑦。
土地制度 朱绍侯认为名田制是一种有受无还的土地长期占有制。西汉王朝通过此举培植了一大批军功地主。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这种土地长期占有逐渐转化为私有，并导致汉武帝时期出现了汉代第一次土地兼并高潮，名田制遭到彻底破坏。到东汉建国，名田制也没有恢复，历史进入豪强地主掌权时期⑧。于振波认为张家山汉简中的田宅制度是对秦制的继承与损益。名田制以军功爵制为基础，是在地广人稀的条件下制定的。随着爵制度轻滥，人口的增加和垦田扩展的趋缓，名田制开始面临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一一合法的土地兼并。当名田制度田制标准越来越脱离现实，又不能根据形势而变革时，占田过限的违法土地兼并也就不可避免了，名田制最终遭到破坏。但名田制度对魏晋以后的土地制度仍然有着深刻的影响⑨。于振波还认为汉代名田制与秦名田制虽有很大不同，然而其以户为单位并以爵位为基础的田宅等级标准，就基本原则而言，与秦名田制却是一脉相承的⑩。李炳泉认为汉代的“将屯”就是“将兵屯守”，不同意学界关于“将兵屯田”的传统说法。而“将田”的含义则是将兵屯田⑾。李翠丽强调西汉前期私营工商业经济的异常活跃与西汉实行授田制度和“弛山泽之禁”有密切关系。并认为汉文帝的“弛山泽之禁”不是山泽资源的私有化，而是复归以前“与民同财”即与民同利的政策⑿。
赋役制度与人口 张金光认为，秦代的“更”役与“正”役，其内容、性质与起役之龄皆有别。但“更”卒与“正”卒，并非两类人之别，而是同一个人应为国家所尽的两类不同性质的徭役义务之不同⒀。段伟认为西汉瓠子河决20余年未能堵塞的原因是由于田蚡等人反对的观点不能成立，其根本原因在于开始时汉武帝不了解河决的真实情况。等到汉武帝觉察到河决的严重性时，又因以前财政决策失误而没有足够的财力治理，致使问题延宕未决⒁。董平均认为诸侯的衣食租税应为“全租”而非“半税”。田租、算赋为诸侯之公用，山川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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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世英：《试论中国古代黄金的作用》，《伊犁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② 游修龄：《人种迁徙、语言演变与农业起源的思考》，《中国农史》2004年第1期。
③ 游修龄：《池塘养鱼的最早记载和(范蠡养鱼经)问世时间问题》，《动物学杂志》2004年第3期。
④ 熊燕军：《也谈“却走马以粪”的释义一一兼论“骑马播种说”之不能成立》，《中国农史》2004年第2期。
⑤ 李庆典等：《中国古代种芋法的技术演进及其对现代农学的贡献》，《中国农史》2004年第4期。
⑥ 周昕：《说“耦”》，《中国农史》2004年第3期。
⑦ 黄今言：《汉代专业农户的商品生产与市场效益》，《安徽史学》2004年第4期。
⑧ 朱绍侯：《论汉代的名田(受田)制及其破坏》，《河南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⑨ 于振波：《张家山汉简中的名田制及其在汉代的实施情况》，《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Ⅱ期。
⑩ 于振波：《简牍所见秦名田制蟸测》，《湖南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⑾ 李炳泉：《汉代的“将屯”与“将田”小考》，《史学月刊》2004年第4期。
⑿李翠丽：《西汉授田制与汉初商品经济的发展一一“弛山泽之禁”新释》，《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⒀ 张金光：《论秦徭役制中的几个问题》，《山东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⒁ 段伟：《汉武帝财政决策与瓠子河决治理》，《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池市井之税作为诸侯的“私奉养”并未完全取消①。
周书灿就目前在先秦史人口研究中的理论与方法提出看法，认为目前先秦史人口研究中主要存在对有关史料缺乏细致甄别和深入分析，缺乏牢靠的研究基础，研究方法缺乏科学性，推断多于考证，主观臆测成分大等突出问题②。施卫青对秦代自商鞅变法后存在颇为普遍的逃亡现象进行了研究。认为秦统治存在的疏漏与逃亡者有新的谋生之处是许多逃亡者未被捕获的两大原因③。王庆宪指出汉初、匈奴冒顿时期和西汉末年形成过几次人口自南而北的流动高潮④。袁延胜认为东汉初年人口数量只有西汉末年的约30％。东汉末年人口再次大幅度减少，该时期的人口数量大约只有东汉永和五年的32％⑤。孟古托力对东汉时期东北汉族人口的发展变化进行了论述，认为东汉时期大量汉族人口通过不同形式、基于各种目的进入乌桓、鲜卑邑落中，突破了郡县管理人口的传统模式。在人口数量上，扭转了辽西多于辽东的局面⑥。
手工业 杨伯达认为早在距今6000年时就已经出现了东北、东南等玉文化区的“玉石之路”及其相互间为了交流玉石而形成的玉石之路网络⑦。屠恒贤、张培高认为我国的丝绸纺织提花技术大约形成于商周初期⑧。李超德认为先秦时期的染织纹样已经从商周时期的简约古朴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的富于变化⑨。白云翔不同意传统认为铸造兵器的“美金”是指青铜，用以制造农耕具的“恶金”是指铁的观点。认为春秋时期的人们对青铜和铁并不存在美与恶的认识与区分。并认为“美金”与“恶金”都是指青铜，“美金”是优质青铜，“恶金”是劣质青铜⑩。蔡锋就先秦秦汉手工业诸问题发表了系列论文，他认为原始手工业对当时人类赖以生存的衣食住行的物质生活水平提高有极大的作用⑾。他还指出，商代酿酒业的发展主要体现在酿酒原料充足、酒类有所增加、酿造技术有所发展等方面。由此奠定了商人饮酒、酗酒的基础。但不能从商代因酗酒而亡的结果去否定商代酿酒业的发展⑿。蔡锋对周代私营手工业的类型也做了讨论，认为西周时期私营手工业主要分为独立小手工业者、家庭手工业和大私营手工业三种类型⒀。蔡锋对秦汉王朝的手工业政策做了论述，认为秦朝的手工业政策沿袭战国时期的传统，实行发展官府手工业、抑制私营手工业(尤其是私营大手工业)、鼓励家庭纺织业的政策。两汉时期，在官府手工业政策方面，前后虽然稍有变化，但仍以发展官府手工业为主，而对私营手工业则采取了时抑时放、时弛时禁的政策⒁。朱红林认为周代“工商食官”制度是由当时的井田制度决定的。工商业者的组织形式正是井田制下农业组织在城市工商业中的翻版。正因为如此，战国时期井田制度的彻底破坏导致了“工商食官”制度的最后解体⒂。周琍认为江南手工业在秦汉时期虽然有了较大发展，并形成自己的地域特色，但江南手工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原手工业的影响⒃。吴小平认为汉代的工商政策对当时的铜器产生了重要影响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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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董平均：《西汉诸侯“惟得衣食租税”考疑》，《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
② 周书灿：《先秦人口史研究中若干理论和方法的思考》，《湘潭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③ 施卫青：《秦自商鞅变法后的逃亡现象》，《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2期。
④ 王庆宪：《匈汉两地间的人口流动》，《黑龙江民族丛刊》2004年第6期。
⑤ 袁延胜：《东汉初年和末年人口数量》，《南都学坛》200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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