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按照经济发展的一般趋势：一国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都会出现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并且随着经济的继续发展，这一二元结构会逐渐的消失。这一结论不管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证中都得到了广泛的支持。我国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的二元结构也出现过缩小的趋势，但是其缩小的程度越来越缓慢并且有再度扩大的迹象，这说明我国的二元结构具有一定的刚性。本文通过考察中国经济是否具有刘易斯二元经济发展模型的特征，探讨了我国二元结构的历史逻辑以及形成刚性的一些原因。

关键词：二元经济 ；刚性；剩余人口转移

二元经济是对发展中国家早期发展阶段的一种描述，是指经济从完全依赖于农产品的生产状态向生计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并存的二元状态的转变，这一过程的实现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二元经济是在物物交换的自给自足经济中引入货币经济，其发展取决于货币经济的扩展，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二元结构逐渐转化为一元，正如钱纳里所说的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具有显著的增长效应。我国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的出现了二元结构，但是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产生有其特性，所以经济一元化的道路可能会更加曲折。
一、二元经济发展理论
“ 二元经济”最初是伯克（Booke,1933）提出，他在对印度尼西亚社会经济的研究中把该国经济和社会划分为传统部门和现代化的荷兰殖民主义者所经营的资本主义部门，他当时的研究仅仅限于对二元经济的一种单纯的描述。
1954年刘易斯发表了一篇著名论文《无限劳动供给下的经济发展》，刻画了后起国家存在的二元经济特征：在一定的条件下，传统农业部门的边际生产率为零或成负数，劳动者在最低工资水平上提供劳动，因而存在无限劳动供给。城市工业部门工资比农业部门工资稍高点，并假定这一工资水平不变。由于两部门工资差异，诱使农业剩余人口向城市工业部门转移。经济发展的关键是资本家利润即剩余的使用，当资本家进行投资，现代工业部门的资本量就增加了，从农业部门吸收的剩余劳动就更多了。当剩余劳动力消失，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也提高了，与工业达到一致，这时经济中的二元结构也消失了。刘易斯模型包含了以下两种含义：（1）、认为现代城市部门的资本积累能带来固定比例的劳动力就业的增长，意味着不存在劳动力节约型的技术进步，资本积累越快，创造的就业机会增长也越；（2）、认为农业只是工业化中的一个消极部门，忽视了农业发展的重要性，忽视了农业发展与工业发展之间的关联。这两点大大地削弱了该模型的现实意义并且也是后人对其批判的主要依据。
拉尼斯、费景汉对刘易斯模型进行了改进，他们认为因农业生产率提高而出现农业剩余是农业劳动力流入工业部门的先决条件。因此，他们把劳动力向工业部门的流动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类似于刘易斯模型。第二阶段工业部门吸收那些边际劳动生产率低于农业部门平均产量的劳动力。此时，劳动力的边际产量为正值，他们向工业部门的转移导致农业部门的萎缩，从而农业向工业提供的剩余减少，农产品供给短缺，使工农业产品间的贸易条件转而有利于农业，工业部门工资开始上涨。第三阶段是经济完成了对二元经济的改造，农业完成了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农业和工业工资都由其边际生产力决定，农业与工业间的劳动力流动完全取决于边际生产力的变动。经过改进后的模型更准确反映了二元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和自然演进过程。
二、我国二元经济的历史逻辑及度量
1、二元经济的历史逻辑
从世界工业化进程来看，工业化有三种形式：（1）、产业自然成长型工业化模式，如英美。在此种体系种所形成的二元经济形态不稳定，随着经济自发进行，二元形态会自动消失，经济很快恢复一体化。（2）、殖民输入式工业化模式。外国资本进入高生产率产业，推动了工业的发展，但是广大农村还是处于贫穷落后状态，如巴西。由于工业化没有建立一个巨大的国内市场，农村贫民涌入城市，农业进一步的衰落，城乡二元结构转变为城市二元化。（3）、政府高度介入的工业化模式。在此种模式中，农业与工业、城市与农村经济发展都表现出两个互不相关的过程，两者之间市场机制实现的要素转换值低。农业开始是被剥夺的产业，随后又成为被拯救的产业，农业始终处于经济的“瓶颈”部门。形成了发展超前农业发展滞后的二元经济，这种经济体制一经形成就具有一定的刚性。我国在实行市场经济以前的工业化正是采取的这种形式，伴随着产生了具有刚性的二元经济结构。
工业化初期，工业部门比重较小，单纯依靠工业部门自身的积累来筹积发展资金是远远不够的。因此规模巨大的农业部门必然成了资本积累的一个重要来源，把资本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市场性的资源转移；另外一种是政策性的资源转移。前者取决于金融发展和该地区商业集团的起源与行为；后者主要采取净直接税、净间接税等手段。并且两者之间存在着此消彼长的二维关系：一方面当商业集团出于自己的动机向工业投资时政策性资源转移的必要性就大大下降，另一方面政策性资源转移影响市场性资源转移。我国在进行工业化的初期阶段，由于不具备市场性资源转移的条件，则主要求助于政策性资源的转移。我国政策性转移是以具有巨大剪刀差的价格为手段，集体化农业为制度支持取得成功的。在私人经济中，农户的个人收入和消费流是不可能控制的，它主要取决于农户的个人偏好，在此种情况下进行资源转移是不容易取得成功的。而通过集体化使农业部门劳动者只能得到一个维持生计的费用，抑制了农民的消费。并且这种转移是在劳动者拿到收入之前就完成了，具有隐蔽性和强制性，因此，这种转移方式是比较容易成功的。通过统购统销、高估汇率、剪刀差等价格方式进一步对农业剩余进行了转移，为我国在很短的时间内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特别是资本品工业在短期内迅速发达。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在政策的作用下初步形成。城市和农村经济发展处于不同的地位引起了城乡收入差异的扩大，为了保持城市工业的稳定，政策性的隔离城乡流动，二经济结构进一步加强。
2、二元结构强度的度量
比较劳动生产率，也称为相对国民收入，是指一个部门产值对总产值之比，与该部门劳动力占总劳动力之比间的比率。它反映1%的劳动力在该部门创造的收入比重，可以作为二元经济度量的一种方式。一个部门的相对收入比重越高，劳动相对比重越低，比较劳动生产率就越高；经济中两部门的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差别越大，二元性就越强。对比较生产率的国际比较表明：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低于1，非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高于1;两者的变动趋势是，在二元结构加剧阶段，农业比较生产率逐渐降低，非农的逐渐升高；在二元反差达到最高点后，农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转而逐渐升高从低与1的方向向1接近，非农的越来越低，从高于1的方向向1趋近。我们将农业与非农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作对比就能很好的反映二元化强度。显然，二元对比系数越小，就表明两部门的差别越大，二元性越强。二元对比系数在理论上的最大值为100，通常总是低于100，发展中国家二元对比系数通常在31-45，而发达国家的则一般在52-86。如下图列示了我国1957—1999中的一些年份的农业、非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和二元对比系数。

年份 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 非农比较劳动生产率 二元对比系数
1958 0.676 1.451 46.6
1960 0.414 2.122 38.49
1962 0.585 2.902 34.04
1970 0.500 3.105 16.1
1975 0.490 2.729 18.0
1978 0.463 2.295 20.2
1979 0.523 2.106 24.8
1980 0.522 2.059 25.4
1985 0.566 1.723 32.8
1988 0.568 1.657 34.0
1995 0.534 1.521 35.1
1999 0.538 1.524 35.3

资料来源：陈宗胜：《经济发展中的收入分配》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1989年卷，1998年 卷。

中国二元性在1970年达到最大，因为此时二元对比系数最低，为16%；改革以后系数的上升意味着二元结构有所缓解和改进，但是改进的速度缓慢，并且有再度拉开的趋势。这都表明中国经济的二元结构并不是一直朝着一元化的方向迈进，具有一定的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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