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界的研究取向发生的重大转变之一，即是由80年代以“文化热”为特征的激进主义转向以“国学热”为特征的保守主义。这一研究取向在历史研究领域直接引发了对中国近代史上激进主义的反思与批判，以及对这一时期保守主义的梳理与评价，并出现了一种强烈的反激进而扬保守的思想倾向。系统梳理9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中的这一现象，以及由此所引发的争议，不仅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中国近代史上的保守与激进，而且对于正确处理今天文化建设中的保守与激进的关系，也不无裨益。

一、批判激进主义

何谓激进主义?就学术界的主流意识而言，激进主义的内涵似乎是不言自明的，“激进主义”即是激烈的反传统文化，或是在一种焦虑、急躁心态支配下的激进改革和暴力革命。正因其不言自明，所以学者在有关激进主义的讨论中，尤其是对激进主义的批判中很少解释其含义。

(一)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批判在中国近代史上，“五四”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此前的种种历史线索都收拢于此，而此后的种种历史事件又都由此而展开。职是之故，“五四”便理所当然地成了研究者关注的焦点，诸多文化反省往往以此为发端。在80年代“文化热”的话语中，民主与科学是现代化的灵魂，“五四”因高扬民主与科学而倍受崇敬，学者们要求回到“五四”、重提“新启蒙”。而在90年代一些褒保守、贬激进的学者的视野中，“五四”因其激烈的反传统而成了激进主义的代表，成了20世纪中国文化乃至政治发展中所出现的种种歧误的根源。

陈来认为，“文化激进主义在五四时代形成了第一个高峰”，主要表现为以“打倒孔家店”为口号的全盘否定儒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激烈态度，而“五四”时期这种“要求彻底打倒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激进主义，就其出发点和根本观念来说主要有三点”：第一，强烈的政治指向；第二，以富强为标准的功利主义；第三，以科学、民主排斥其他文化价值的信念。他还将“五四”激进主义置于20世纪文化发展的长河中加以评判，认为从“五四”到“文革”、“文化热”的过程，文化激进主义始终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①许明同样将“五四”与“文革”加以类比，认为“从历史的眼光看，‘文革’代表的是一种扭曲了的文化激进主义思潮，是‘五四’以来的文化激进主义的一个令人难堪的休止符。”②王元化、李辉认为，“作为一种思维模式或思维方式”，“五四”与“文革”是“可以比较的，甚至是有相同之处的”。③王树人也指出，“五四”提出的“打倒孔家店”、“废除汉字”等口号所代表的思潮，正是使中国现代与传统文化断裂达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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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来：《二十世纪文化运动中的激进主义》，《东方》31993年创刊号。

② 许明：《人文理性的展望》，《文学评论》1996第1期，第25—27页。

③ 王元化、李辉：《对于“五四”再认识答客问》，《知识分子的立场一一激进与保守之间 的动荡》，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27页。

八十年之久的始作俑者。①

陶东风对“五四”文化激进主义的否定传统加以批判，指出“文化受激进主义影响，文化经典及其所代表的传统都被加以否定。在这一点上，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具有典型意义。”②和陶东风从文化经典出发批判“五四”的激进主义不同，郑敏则从反思白话文运动人手对“五四”文化激进主义提出了严厉批判。她认为“五四”白话文运动是“偏激”历史情绪的产物，“从形式到内容都是否定继承”，其走向“是对汉语的母语本质进行绝对的否定”。她甚至将“白话文运动”与“文革”相提并论，认为在思维方式，特别是对待传统的态度上，“二者都是将传统与革新看成二元对抗的矛盾，因此认为只有打倒传统才能革新”。③此外，胡伟希、田薇对中国近代文化激进主义的历史演进做了梳理，认为从文化激进主义的历史发展脉络来看，它经历了维新时期、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和后五四时期三个阶段。他们认为，判定文化激进主义的标准，主要不在于是否反传统，而在于是否将思想观念与学术文化作为政治与社会改革的工具。文化激进主义在本质上属于政治文化的范畴，表现出“反智论”的倾向。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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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树人：《文化危机、融合与重建》，《原道》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第105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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