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发展，总是归功于农民经济。而决定中国封建社会性质的地主制经济，却往往作为寄生的剥削经济而存在，对封建经济的发展只起负作用。这无疑是一种缺失。正确评价地主制经济，是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中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对此提出一些粗浅看法。
　　(一)
　　地主制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占主要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和。封建地主对占有的土地，采取使用僮奴或者雇工的形式自己经营，形成地主经济。封建地主又将更多的土地，分租与一家一户的农民耕种，收取地租，形成佃农经济。此外还有在小土地所有制基础上从事独立耕作的自耕农。自耕农经济并不是游离于地主制经济之外的独立经济体系。它依存于地主制经济，并受其制约和影响。
　　地主制经济是生产力一定发展水平下的产物。当生产方式发生变革的时候，原先的奴隶主或封建领主容易摇身一变而成为封建地主。一定生产力水平产生地主制经济，更确切地说，是产生地主制经济所需要的佃农。首先，从前必须由共同体内部分工才能生产的许多重要产品，现在可以由一个农民家庭独立完成。这就是说，农民应当有足够的劳动生产率，可以把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结合于家庭内部，不致顾此失彼，以够满足自己的温饱需求。正如《管子•禁藏》所说，农民既要能从事粮食生产，又要能种植“果蓏”，又要能饲养“六畜”，还要能种麻织布，或养蚕织帛。
　　如果农民的生产仅能满足自己的温饱需求，那还不足以产生佃农，要产生佃农，还必须有更高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它要求农民的生产，除了能生产必要产品，以维持自己的温饱之外，还可以生产剩余产品，即能“得到一个超过必不可少的生活资料的余额”[1] 。而这个余额，至少必须足够交纳地租。从“耕民豪民之田，见税什五”来看，这个余额就应当达到可观的数量。战国以后，铁犁和牛耕的使用与推广，提高了农业生产力水平，为个体劳动提供了充足的物质条件。在自耕农大量发展的同时，并导致了地主制经济的确立。
　　地主制经济的产生，又以商品经济的一定发展为历史前提。在地主制经济下，包括自耕农和佃农在内的农民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生产单位。农民经济的运行目标，主要是在家庭内部实现生产和消费的平衡，以维持一家的温饱。因此，他们要进行自给性生产，以直接取得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特别是食与衣等基本生活资料。但由于经营规模的局限，却从来不能完全自给自足，又必须进行商品性生产，与手工业者和其他农民交换产品。正如《孟子》所说，他们要“男有余粟,女有余布”,可以“纷纷然与百工交易”。至少食盐、铁制农具和釜甑之类，就必须从交换中得来。又如李悝《尽地力之教》中所说，有些农民还要粜粮易布以衣。农民的生产与消费在家庭内部实现平衡，就不仅有实物平衡，而且有价值平衡。其再生产过程中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价值补偿要经过市场，实物替换也有一部分要经过市场。他们的再生产就成为一定程度以流通为媒介的再生产。发展商品经济是农民经济的内在要求。商品经济的一定发展，也就成为佃农和自耕农实现再生产必不可少的条件。
　　在封建社会中，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地主制经济就是建立在土地私有制基础上的。它的确立和运行，又必然要求商品经济的发展达到土地可以买卖的水平。土地买卖是促进地主制经济产生的重要经济因素。西周时期，商品经济已有所发展，但“田里不鬻”。春秋时期，土地先是在统治者中间转移，后来发展到民间买卖。战国时期，秦商鞅“除井田，民得买卖”，使土地买卖合法化。土地买卖的这个发展进程，实际上就是它促进井田制瓦解，促进地主制经济确立和发展的过程。正如马克思所说，“土地让渡的可能性和土地的让渡”，“会促使以前的剥削方式，所有者和实际耕作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地租本身发生变革”。[2]
　　地主制经济同西欧中世纪的领主制经济相比较,其主要特征是:土地买卖、农民经营和实物地租。这些特征也正是它优越于领主制经济的所在。它们相互结合，相辅相成,赋予地主制经济以整体机能,保证着它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的主体地位，和在封建经济中的主导使用。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土地不但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一切财富的原始源泉”，也是社会财富和社会地位的象征和载体。所以马克思说，“一切古老国家都把土地所有权看作所有权的特别高尚的形式，并且把购买土地看作特别可靠的投资”[3] 。西欧领主庄园的土地，是不可转让的“已经硬化了的私有财产”，而在中国地主制经济下，土地是可以买卖的。土地可以买卖，就形成了一种人皆可以为地主的激励机制,不但吸引着“上自绅富,下至委巷工贾胥吏之俦,赢十百金，莫不志在良田”[4] 。特别是对自耕农和佃农更产生着一种“莫不思殖恒产”的诱惑力和导向性，驱动着他们勤劳耕作，以求力农致富而成为地主。土地买卖遂成为地主制经济生产关系再生产的主要途径，决定着自耕农经济和佃农经济的发展方向，使地主制经济获得稳定和发展的活力。
　　同时，在地主制经济下，地主和自耕农的土地，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积累，一种储蓄(从经济学概念的严格意义上说并不确切)。当他们急需生产或生活用度的时候，可以通过出卖土地以济燃眉之急。土地这种社会积累，也就转化为社会消费基金或生产投资，以维持社会再生产的稳定和延续。从社会再生产的角度看，土地买卖又是平衡和调济社会积累与社会生产资金，特别是社会消费基金的一个特定途径，为地主制经济社会再生产的实现提供着保证[5] 。
　　在西欧领主制经济下，封建领主的土地采取庄园形式经营，农奴既要耕种领主的自营地，又要耕种分给自己的份地。在中国地主制经济下，农民将所有者、经营者和劳动者统一于家庭之中，家庭成员具有经济利益的高度一致性，可以有强烈责任感来关注生产的全过程。农民又将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自给性生产和商品性生产结合于家庭之中，而他们比西欧中世纪农奴又有较大的人身自由，对生产经营有较大的独立性，这都有利于农民根据当地的自然条件，自身的耕地、资金和劳动力条件，以及生产品的比较利益，灵活地安排自给性生产与商品性生产的比例，以解决家庭的温饱问题，并推动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6] 。这种农民经济，具有一种能合理配置资源、发挥集约耕作优势的有效率的经营制度。
　　中国地主制经济实行实物地租，同西欧中世纪的劳动地租相比，农民为自己的劳动和为封建地主的劳动，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不再分开。实物地租又“根本不需要把农民家庭的全部剩余劳动吮吸殆尽”。因此，农民基本上可以支配自己的全部劳动时间，并有较大的活动余地去从事剩余劳动，以获取剩余产品中除地租以外的余额，甚至可以“获得再去直接剥削别人劳动的手段”，使佃农的“经济状况出现更大的差别”[7] 。这会使佃农经济具有活力与生机。而自耕农不用交纳地租，能获得除封建赋税以外的全部剩余产品。他们不但不交纳绝对地租，而且还有可能占有表现为“超额剩余产品”的级差地租。加以中国封建社会历来是“赋轻租重”,他们占有较多剩余产品的可能性更比佃农为大。自耕农经济和佃农经济处于有效率的状态下，封建地主和封建国家就能比较顺利地提取剩余。许多农民就可能改善自己的生产条件和生活条件。有些家内劳动力多，善于经营的农民并可以力农致富。
　　地主制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普照的光”。它通过土地买卖、农民经营和实物地租的综合作用，能够容纳以铁制手工工具为内容的生产力以高度发展，能够容纳以个体生产为主体的商品经济以高度发展，从而有力地保持着自己在社会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它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是指它具有支配整个社会经济的地位和影响，即对整个社会经济具有控制力与导向性，并且也是从全国范围内总体而言的，并不因各个地区自耕农占有土地的多少而有差异。
　　现代制度学派认为，经济制度的良窳，对社会经济的盛衰，具有决定性作用。中国的地主制经济是一种优秀的封建经济制度，它造就了光辉灿烂的封建经济、政治和文化，使西欧中世纪的领主制经济相形见绌。历史证明，中国地主制经济的产生和发展，既是历史的必然，更是历史的进步。(二)
　　在地主制经济下，地主家庭是土地财产营运的主体。它要从事土地买卖租佃，交纳赋税，收取地租，垦辟和改良土地，以及兼营工商业和高利贷等等。总之，它是按地产增殖最大化的要求，以营运地产，通过地租的再投资和有效利用，以达到财富增殖的目的。因之，地主家庭同手工业企业、商业企业、高利贷企业一样，也是社会的基本经济单位。经营地主家庭还是社会的生产单位。不能把地主家庭只看作是一个社会消费单位。
　　前面已经说过，地主占有土地和地租，从社会再生产的角度来考察，也是一种积累，一种储蓄。当社会发展需要和地主制经济发展需要的时候，地主会将它们转化为生产资金或社会消费基金，投向社会经济事业。主要有如下各项。
　　(1)垦辟土地。耕地是封建社会最重要的生产资源。历代人口繁衍，或开拓疆土，需要垦荒。历代经过战乱之后，恢复农业生产，也需要垦荒。中国的耕地就是这样不断垦出来的。农民是垦荒的基本力量。地主有高社会地位与资财，具有能大面积开垦土地的能力，也是垦荒的重要力量。历代封建政权通常是采取土地谁垦谁有的政策，鼓励农民垦荒，也动员地主垦荒。清代初年，清廷为动员“文武乡绅”参与垦荒,特别规定“招民开垦至百名者”,荒地“能开至二千亩以上者”，就“文授知县，武授守备”[8] 。
　　如西晋永嘉乱后，北方地主与农民大量渡长江避乱。南迁世族地主与当地豪强，“封略山湖”，“广占荒田”。“时百姓遭难，流移此境，流民多庇大姓以为客”[9] 。封建地主遂利用大量南徙农民，垦辟田园，发展农业生产。有的地主还形成了跨州连县的大地产。这都加快了江南经济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古代经济重心的南移。
　　又如，清代，“湖广熟,天下足”,得力于两湖垸田。洞庭湖区，为当时最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湖田之稻，一岁再种；一熟则湖南足，再熟则湖南有余粟”[10] 。湖广米谷支撑了江南和两湖地区经济的繁荣。大量湖田就主要是由地主出资、农民出力所开发的。有人说，对江湖淤积，“有力者因之取利如鹜，始则於岸脚湖心，多方截流以成淤；继则借水粮鱼课，四围筑堤以成垸”[11] 。
　　(2)兴修水利。水利是最重要的农田基本建设。封建社会早期，水利工程大都是政府行为，由国家投资修建。以后田土日辟，农民日多，需要大量因地制宜的中小型水利工程。如仍由“官为经理，势不暇而资亦不继，不得不听民自为之”[12] 。封建国家既鞭长莫及，兴修水利遂逐渐由政府行为转化为社会行为。拥有财富的封建地主遂首当其冲。明清时期，各地大量的渠、塘、陂、堰，大都是采取“业食佃力之例”[13] 所兴修的，即地主出工食，农民出劳力，以兴修水利。甚至某些大型水利工程也要向地主捐募资金。清代道光间，林则徐疏浚太湖流域的白茆河，就向当地官绅募资白银十一万两[14] 。密布全国的中小型水利工程，积小利为大利，收到了难以估量的灌溉效益。它既是农民的劳动积累，也是地主的投资成果。
　　如四川三台县的惠泽堰，据民国《三台县志》记载，清代乾隆年间，有王、韩、邱等八户地主，为了开堰引涪水灌田，卖掉田产八百亩，继由熊姓地主卖掉田产六百亩，最后由韩姓地主卖掉田产三十亩修建完成。溉“潼绵二属田万六千五百余亩”。
　　不但修建水利工程，就是原有水利工程的维修管理，也需要投资。著名的都江堰造福于民二千多年。其灌溉的配套工程，渠系密布，“以亿万计”。灌区辽阔，“灌田万顷”。需要经常管理维修。自古以来，都是官府和地主投资。到清代，其费用就是由“各州县用水粮户均匀摊派，以济堰工”[15] 。
　　(3)发展商品经济。封建社会早期，商品经济不发达，特别是农民的商品生产还不发达。封建地主需要自营生产，以满足自己的日用所需。又要从事商品生产，以满足社会消费需要。封建地主遂成为当时社会农牧商品的主要供应者。这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得到了充分反映。所以江统说，“秦汉以来，风俗转薄，公侯之尊，莫不殖园圃之田，而收市井之利”[16] 。他们还从事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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