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如何，好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对每个人都一样。“发展意识形态”随着万隆计划一起矢折了。通过结构调整计划将外围国家重新买办阶级化的时刻已经到来了。世界银行将其资源的三分之一用于所谓的部门调整计划，它是对在西方七国集团和美国政府卵翼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坚持的战略的必要补充。然而，世界银行的历史和第三世界的“发展主义”计划的扩充历史紧密相联。我们知道，在欧洲重建中，华盛顿通过管理著名的马歇尔计划直接掌握了银行的角色。没有人知道在欧洲复兴发展银行（ EBRD ）创立之后是否会在东欧发生某种类似的事情。只是在后来的麦克纳马拉时期 (1968--1981) ，世界银行才扩展成现在的规模，同时世界体系也正进入危机。各种高质量的研究对世界银行的干预作了评估，有全面研究，有部门分析，有个案研究等。这些作品从来没有经世界银行发表过，它拒绝自我批评的原则，宁愿自吹自擂。偶尔也有一些让人吃惊的宣言，如“我们要做新的事情”、“消灭贫穷”（原文如此！）等，但从来没有对过去进行自我批判，也没有真正创新的行动。幸亏有那些花费心血去调查银行所做所为的那些批评家，我们才知道世界银行从来都和华盛顿的战略决策保持一致，甚至对流行于白宫的风尚都随时时刻紧跟。


银行从来没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和私人资本（跨国公司）进行竞争或存在冲突的公众机构。相反，它把自己看作是支持私人资本对第三世界进行渗透的执行者。由它帮助贷给资金的工程为器材设备供应商打开了巨大的市场。最大的阴暗笼罩着这一领域，但人所共知，这些市场对跨国资本不仅非常重要，而且利润特别大。银行的运作成本远远高于那些由国家当局或多边、双边互助机构（尤其是东方集团国家）所施行的类似项目的运作成本。阿斯旺大坝工程可为例证，大坝由苏联援建，成本远低于世界银行的“预测”。诸如此类的成本超支使低息贷款的好处不再明显。


世界银行的介入和矿业跨国公司的关联密切。银行对国有化风险提供某种形式的保险，并通过承担基础设施项目（公路、电力、矿运铁路、港口）间接补贴矿业公司。在农业部门，世界银行致力于摧毁农民生活的自治权，通过支持各种形式的信贷打破农民的紧贴生存线的经济，通过著称于世的“绿色革命”促进农村的社会分化。在其他领域，银行发挥了同样重要的作用，以增强第三世界经济的依赖性融合。它还系统地促进对公路的利用（与利用铁路相反），以打开石油出口市场，促进石油依赖性（这恶化了许多国家的贸易赤字）。它促使穷国滥采森林以供出口，而不顾给生态环境带来何等骇人听闻的破坏，也不顾给国家及其未来带来多大毁灭。另一方面，世界银行对工业化的贡献自始至终是微乎其微，即使是对象南朝鲜这样的新兴工业化国家也是如此，现在世界银行赞扬南朝鲜，而南朝鲜的成就正是因为它拒绝了世界银行的“训诫”（向外国资本开放工业、放弃补贴本地经济等）。


当然，世界银行的全球战略是明确地和统治世界的资本的战略联系在一起的，无论是在 1980 年以前还是以后，它都没有关心过现在被称为“穷人”的状况。它也从来没有关心过环境，无论在这个问题上它有多少花言巧语。世界银行总是支持对公共土地的有系统的毁坏以及森林的滥采，而以生态平衡和绝大多数公众的福利为代价。更有甚者，世界银行一方面装作“非政治化”，一方面却总是对与华盛顿及其盟友紧密结盟的政权表现出偏爱－－蒙博托、马科斯、皮诺切特、苏哈托或者“马库特大叔”〔 Tontons Macoutes ，美国支持下的海地杜瓦利埃独裁政权的军警暴徒－－译注〕，而不去过问什么民主的问题，也不去管它们如何腐败，以及在此条件下介入的无效性。


在其历史的某一时期，世界银行为了抵制“计划意识形态”，运用一种基于“项目分析”的反意识形态。这一理论并不那么强有力。“影子价格”的使用没有多少意义：只有当控制价格和财政补贴时，它们才能影响决策，而这又与它们所支持的教条矛盾。而且事实上，对非熟练劳动力设定“零”影子价格只是用来作低工资政策的借口，换句话说，制造贫穷而不是消除贫穷。


同时，世界银行还进行了“学术”文体的游戏。从总体上看，这种游戏没有什么价值，因为它们总是旨在为统治资本的战略制造合法性。有一个例子就够了。在一本写于 1965 年的关于象牙海岸的书中，我预测到 1985 年时会产生系统的“阻塞”，以及外债问题。世界银行当然是支持对象牙海岸的新殖民主义战略的，它发现有必要用比我多五十倍经费的研究来回答我的研究，今天细读它那个研究，会令任何人耻笑的。


这里所考虑的所有“发展基金”机构以及实际上更重要的双边援助基金只构成了资本市场的一小部份，一个虽不可忽视却很小的部份，即使我们只是论及流向第三世界渠道的资本。这一市场可分成两大类：寻找生产性投资的资本市场（矿业、石油和能源、农业、工业、运输业和商业、建筑业、旅馆、旅游以及其他服务业），和寻找短期金融投资的游资市场。


对于美国、日本以及在次要程度上的欧洲，这第一类市场的规模是不可忽略的，特别是在七十年代尤其如此，当时“再配置”活动正在高潮。然而欧洲更倾向于在比它落后一步的周围地区（意大利、西班牙等）投资，而不是那些直接依赖的地区。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提到的，这解释了“洛美公约”（ EEC-ACP association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发展中所起的特殊作用。通过支持传统的初级产品出口（农业和矿业）以及歧视工业化的政策，这个公约对非洲的灾难和后来这一大陆的边缘化、第四世界化负有显著的责任。


游资市场从七十年代起，就大大超过了生产性投资市场，它对第三世界的兴趣不高，然而必须注意到，第三世界的许多地区（拉丁美洲、非洲和中东）所积累的资本中的很大一部份是这一市场所为，这要归功于金融和银行系统的自由化和全球化（但东亚和东南亚、印度试图抵制这种趋势）。另一方面大多数游资从一个金融大都市漫游到另一个金融大都市以寻找投资机会，而很少光顾第三世界的金融体系。在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事情也许正在起变化，那里也许会变得对资本具有吸引力。世界银行和其他机构过于强调这一事实，而从不提起另一个事实：这里所谈的绝大多数“资本流入”采取了金融投资形式，而不是在生产领域中投资（一些拉丁美洲国家的情况正是如此）。在上述条件下所达到的脆弱的外部收支平衡使我们无法把这一运看作是“可持续发展”的起点。


关贸总协定，亦即贸易的管理者，提供了规则体系的第三个维度。关贸总协定所遵循的原则是开放和自由贸易：促进多边（而不是双边）交换，禁止有利于国内生产者的歧视，也禁止出口者的侵犯性行为（倾销），减少关税，禁止其他形式的数量限制（公开形式如配额，不合理的卫生或管理规则掩盖下的不公平作法）。


关贸总协定的支持者把他们的主张建立在一个简单然而是错误的观念上，即自由贸易有利于贸易扩张，而反过来又有利于增长。历史并没有证实这些看法的正确性。贸易的扩张，尤其在二战后，与其说是这一时期强劲增长的原因，不如说是其结果（本质上这是由前面所提到的三部份组成的体系的子系统所导致的）。在二战后的开始几年里，尽管有高关税和其他形式的贸易保护，国际贸易增长很快。随之而来的体系危机则导致了世界贸易的衰退：贸易增长率从七十年代的 7% 跌落到八十年代的 4% ，尽管关税在降低，贸易自由化措施在推行。总的来说，历史事实根本没有显示出自由贸易和商业扩张的正相关关系（即后者是前者的后果，而非相反），同样，增长的阶段和各国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或自由贸易也没有相关关系。尽管如此，下面结论也是正确的：经济增长易于引发自由贸易政策，而贸易保护主义常常是对危机的反应。


自由贸易的提倡者乞灵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著名定理来支持他们的主张，按照新自由主义的定理，由高关税所导致的消费者的损失，大于受关税保护的生产者受益值和政府所收的关税值的总和。进口配额则被认为更为糟糕，因为它们使国家失去了进口关税。这种“演示”，当然意味着一个不真实的完全竞争的世界，还有，它建立在静态分析的基础上。历史表明，由生产效率增长带来的收益远远高于那些通过即使是最佳的“竞争优势”所获得的收益。历史还表明，相对价格并不决定于“市场”，而是在供求关系之外，决定于生产在其中进行的社会条件。因而，全球范围的两极分化通过双重要素贸易条件的恶化，既表现为、也必然导致外围国家的处境悲惨，因为劳动报酬分配远比生产效率分布更为不平等。我甚至可以说，这种内在于两极化的全球资本主义扩张的现象，不仅是以往贸易的特征（中心的制造业产品和外围的初级产品的交换），而且也将是未来贸易的特征，在未来的贸易中，工业化的外围国家出口制造业产品，而中心国家行使他们的“五种垄断力量”。


第三世界政府倾向于支持自由贸易的基本原则。其理由是很容易理解的：对那些已经进入工业时代的国家，进入北方市场不仅是可能的（它们有竞争力），而且是至关重要的（支付它们的技术进口等）；至于那些仍在出口初级产品的第四世界国家来说，他们已经没什么可失去的，但也许会有所得到。这种外围国家买办资产阶级所具有的典型的短见，总是压倒长期考虑的远见，而这种远见，只存在于民族解放运动的激进派别（即以社会主义著称的派别）中。


虽然第三世界政府支持自由主义原则，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知道：尽管关贸总协定的词藻非常华丽，实际操作远远不是遵守这些原则。


事实上，世界规模上的真正的自由贸易的规则是在 1975 年由七十七国集团和不结盟运动以“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名义加以具体化的。这项计划包括： (1) 向南方工业品的出口开放北方市场（北方以从关贸总协定的规则中去除纺织品作为答复）。 (2) 改善热带农产品和矿产品的贸易条件。（这将是保护环境的好方法，但关贸总协定对此保持沉默。） (3) 提供获取国际融资的更好途径（关贸总协定对此的答复是，使银行规则更加自由化，从而使资本从南方流向北方更加容易）。 (4) 建立技术交换的更加正常化的条件。（关贸总协定的答复是以“知识”产权的名义加强技术垄断）。众所周知，“国际经济新秩序”计划基本上被北方国家所一致拒绝了。
同时，我们有了关贸总协定。最初的谈判－－肯尼迪回合，然后是结束于 1979 年的东京回合，几乎完全围绕于逐步削减关税的主题。在最初期（ 1945-1947 ），关税被公认为几乎高不可逾：欧洲平均关税为 40% （分布相当平均），美国的平均关税也大体相当（只是高低不同，因为要确保受威胁部门有几乎绝对的保护）。我前面说过，这些“惩罚性”关税并没有严重约束贸易的增长。从 1953 年到 1963 年，贸易的年平均增长为 6.1% ，而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只有 4.3% 。


在乌拉圭回合中（刚刚于 1993 年 12 月结束），西方列强追求一些共同的目标，同时也试图协调它们之间的某些分歧。说清楚这一点很重要：在这件事情上，所有西方列强的共同点是对第三世界的鲜明的敌意。乌拉圭回合的真正目标是阻挡已工业化的第三世界的竞争，甚至不惜以牺牲神圣的自由贸易原则为代价，来增强统治中心的“五种垄断势力”。在这一领域，正如在任何领域和任何时候一样，流行的是双重标准。我将提出下述观察作为证据： (1) 由关贸总协定所监管的贸易仅占世界贸易总额的 7% 。最主要被排除的有纺织品（这个“暂时的”排除由多种纤维协定所规定，已经原封不动有二十五年！），农产品（包括和温带国家出产的油竞争的热带油），矿产品等。作为补偿，发展中国家被准许相互给予某些优惠条件－－一个完全微不足道的让步。 (2) 第三世界国家用以要求跨国公司在东道国遵守竞争规则、维持国家发展的手段：要求在生产中的最低限度的国产化率以及最低限度的出口额等条款，正在受到攻击。跨国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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